清朝治理河道衙門官員稱作“河工”，河工生活之奢侈，揚名當(dāng)朝。奢侈到何等程度，請看清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囈》（下卷）中對乾隆、嘉慶年間“河工”生活的記述。
其一，是“玩”。乾隆末年，清朝河道總督衙門內(nèi)的職能部門之一的首廳“必蓄梨園”，竟然擁有自己的戲班子，也就是所謂的“院班”、“道班”。到了嘉慶時期，奢侈風(fēng)氣尤其濃厚。每年過了霜降這一節(jié)氣后，首廳官員們便用數(shù)萬金到蘇州召請著名藝人，為慶祝平安度過河流的秋汛而演戲。
其二，是“吃”。河工們的公費吃喝達到了令人瞠目結(jié)舌的地步。每年到了九、十、十一這三個月，就大擺宴席，吃喝玩樂。待賓客到來后，自上午七、八點直至半夜，只要宴席不散，就上菜不斷，盛菜的小碟多達一百幾十種。廚房中有煤爐幾十個，一個廚師只負責(zé)一道菜的烹飪，不必看別人怎么做。只要各人自己分管的菜肴上了席，他便可以輕松地出外游玩了。當(dāng)時有個紹興人叫張松庵，特別善于財務(wù)管理，他壟斷了整個治河疏浚工程的錢財供應(yīng)工作。他整箱購買燕窩，一箱燕窩就需耗費數(shù)千金，他購買建蘭、牡丹等名貴花卉也耗費了上千錢。就連宴席上用的柳木牙簽，一錢可以購十多枝的，張松庵也要開具報銷，數(shù)目高達數(shù)百兩至千兩銀子。至于宴席上食用的海參、魚翅等山珍海味費用，報銷就高達上萬錢。
其三，是“穿”。河道總督衙門官員們所穿的皮衣，大抵不從市場上購買，都是在夏秋之季，專程用車運載數(shù)萬金到關(guān)外，去購買整塊的狐皮回來，命制作皮貨的工匠按照各塊皮的大小，根據(jù)各塊皮的類別情況，分成大毛、中毛、小毛等，因此制作的皮毛上的顏色都很均勻，整潔而且挑不出毛病，即使是京城的大皮貨店的皮貨也比不上他們的完美。他們縫制的衣服所用的蘇杭綢緞，每年都一定要自己設(shè)計花樣顏色，讓紡織工匠另外紡織。每一件花色的綢緞只制作五件，那就是大襟一件、短襟一件、斗篷一件、外褂一件、馬褂一件。
其四，是“住”。“河工”生活中最奢侈最浪費的部分，是“宅門以內(nèi)”，即住房也。他們家中正房之中，沒有一盞油燈，沒有一樣是用布匹制作的物品，這是因為他們上上下下都是讓人舉著蠟燭照明，即使婦女用來纏足的裹帶，也不用布做。他們及家人佩戴的裝飾品，如珠寶、翡翠、黃金、玉器等，就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了。這些官員們胸前所佩戴的朝珠、衣帶上的玉板、手上的戒指等物動不動就值千金。如琪南珠、有霞彩花紋的披肩、頭上插戴的金玉飾品就價值三千金。若把琪南珠掛在胸前，“香聞半里外，如入芝蘭之室也”，半里之外都能聞到它的香氣，就好像進了種有芝蘭的房間一樣。
其五，是“藏”。每逢吏員齊集來到長官衙門，向長官請示公務(wù)的日子，竟然出現(xiàn)了這樣的場面——“各賈云集，書畫玩好無不具備”。各行業(yè)的商人云集到長官衙門，向官吏們出售豐富多樣的書畫玩物。其時，還有個故事。琦侯擔(dān)任兩江總督的時候，非常欣賞元朝人王野云所畫的《龍舟圖》長卷。圖中畫了幾千人，但沒有一個面目相同的人。琦侯已經(jīng)還價到了一千五百金，第二天來買時，卻被河道衙門中一個姓萬的官員以兩千金買走了，氣得琦侯立即到皇帝那里去彈劾了那個姓萬的河工。
《水窗春囈》中揭露的只是清代河工侵貪奢侈的冰山一角而已，另據(jù)史料披露，康熙、雍正時，雖已出現(xiàn)河工侵貪現(xiàn)象，但沒有發(fā)生大貪、巨貪的事件。至乾隆初年，河工的侵貪就很嚴(yán)重了。
乾隆十八年九月，黃河在江南銅山縣沖決，黃水掣動大溜，南入洪澤湖，致使高郵二閘被沖。乾隆認為南河官員在修防過程中“顯有情弊”，于是派大臣前往調(diào)查。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外河同知陳克浚挪用河銀2.5萬兩、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1.8萬多兩，核減未完、辦料未交之銀共計10余萬兩。不久，平日侵貪河銀、貽誤河工的銅沛廳同知李惇、河營守備張賓等人得悉朝廷派人清查的消息，自知獲罪必重，遂于水漲之時消極怠工，任由決口增至140余丈。對此，乾隆甚為震怒，下嚴(yán)旨一道：李惇、張賓即刻正法于工地，同時將主持南河事務(wù)的高斌、張師載縛赴該地，令其目睹行刑后再行釋放。按理，經(jīng)過此番整頓，河工風(fēng)氣應(yīng)當(dāng)大為好轉(zhuǎn)。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乾隆二十一年，又有河臣孫廷鉞、舒超等人合伙侵貪河銀一案發(fā)生。到了乾隆中期尤其是和珅擅權(quán)后，“河防日見疏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先以鉅帑納其帑庫，然后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蝕國帑。而朝中諸貴要，無不視河帥為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充其用”。
清代河工將治河經(jīng)費侵貪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呢？從清代著名學(xué)者包世臣對治水名臣郭大昌的記載中可得到一個大致概念。乾隆三十九年，河決老壩口，全黃入運，運河附近的高郵、寶應(yīng)等地被淹。驚恐無措的南河總督吳嗣爵請郭大昌以“錢糧五十萬”加以堵塞，不想大昌只接受10萬兩。嘉慶初年的豐工工程，河臣預(yù)算120萬兩，河督減至60萬兩，商之于郭大昌，郭請再減一半。河督面有難色，大昌解釋道：“以十五萬辦工，十五萬與眾工員共之，尚以為少乎？”由此，從郭大昌的這一番話中可以推知，嘉慶年間，河臣預(yù)算的經(jīng)費中真正用于修防的僅在十分之一左右。包世臣也認為，即便“真明錢糧”的河工也只能將經(jīng)費的七成用于河工修防，另外三成用來“明津廳員”！河工腰包之厚，油水之肥，他們的起居飲食堪與廣東洋商、兩淮鹽商相媲美，怪不得落榜之士及各省所罷官員都以河工為“金穴”，紛紛鉆營求進。
清代河工侵貪奢侈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黃河奪淮至清代已有四五百年的歷史，淮河下游河道的淤積日益嚴(yán)重，黃、淮、運相交的清口一帶的形勢更為復(fù)雜。因而，清政府將黃、淮的治理作為重點，并投入巨額經(jīng)費。僅以乾隆朝為例，治河工程費用平均在每年200萬兩左右，如此，整個乾隆朝的河工費用為1億多兩。乾隆甚為自詡的“十全武功”也不過耗銀1.5億兩。難怪乾隆在最后一次南巡時如此總結(jié)自己的一生：“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而“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如此之巨的河工經(jīng)費，清政府為此制定了一整套的規(guī)章制度，防止河工位高權(quán)重滋生貪腐，努力使河工經(jīng)費得用其所，但河工修防工程的復(fù)雜性、準(zhǔn)確審核的困難性、漫決發(fā)生的隨機性等因素仍給河工的侵貪留下了很大的活動空間。加之河督與其下屬串通一氣，相互掩飾彼此的浮估冒濫行為，中央政府的監(jiān)督又不力，監(jiān)管制度形同虛設(shè)，致使河工貪冒屢禁不止。同時，這又與當(dāng)時捐納制度有關(guān)。河工通過“捐復(fù)”獲得職銜，所謂的“捐復(fù)”，是指官吏降革離任、留任后，納資捐復(fù)原職。乾隆以后，中下級河工中有六成以上都是通過“捐復(fù)”獲得職銜，有的竟升任到總督的高位。河工還可以通過浮報保住職銜，捐納的河工在三汛期內(nèi)所轄汛段是否潰決，將確保他們的獎懲。因此河工上下串通一氣，往往浮報一倍以上，以備不測。對此，河工對前來巡察的京官來時接風(fēng)洗塵，走時饋贈“土儀”以搪塞掩蓋浮冒行為。
康熙曾向總河趙世顯提過這樣一個問題：“河工乃極險之處，看守亦難，今具呈愿往河工效力之人甚多，伊等若無所利，何故踴躍前往？”其實，這是康熙在明知故問，河工這一美差之“肥”的玄機，他心中非常清楚，只是不愿當(dāng)面揭破罷了。乾隆帝亦曾大發(fā)感慨：“今之外省官員公然貪黷者實少，惟尚有工程一途耳�！薄巴馐」こ虩o不浮冒，而河工為尤甚”。河工貪冒奢侈之風(fēng)如何猖獗，以致幾代清帝都無可奈何，無怪乎晚清時期的魏源這樣總結(jié)：鴉片煙乃“民財之大漏卮”，而河工是“國帑之大漏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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