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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zhàn)時期的淮安縣文工團，是一支活躍的文藝宣傳隊伍。在縣文教科直接領導下，她對宣傳抗日救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真反共，活躍根據地軍民的文化生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縣文工團成立
  一九四三年，鹽阜根據地七個縣先后都成立了文工團。九月，我在季橋區(qū)交通局工作，聽說縣里要成立文工團，就向組織上提出到文工團工作的要求。十月，縣文工團成立了。十一月下旬，我調到了文工團。當時，全團共十人，團長是賀均同志，顧問是金采英同志，指導員（黨的書記）是王洛夫同志，三個男團員，兩個女團員，炊事員、通訊員各一個。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全團已發(fā)展到二十四人，團部下設三個組，女子組由胡士珍任組長，我和朱超同志分別擔任兩個男子組組長。
  二、宣傳抗日救國
  根據當時的戰(zhàn)斗環(huán)境，文工團的隊伍不可能搞得很大，因此也很難有專業(yè)分工。團長陳建陽兼管財務現金（一九四四年春，賀調離陳接任），指導員王洛夫兼音樂教員，同時又是演員。每個團員除演戲唱歌外，都還要學會幾樣本領。耿春勇同志擅長敲鑼打鼓，吹笛子拉二胡、舞臺美術設計和拆卸等，這些就由他負責并指導大家。演出時的舞臺效果，全由演員兼任。所有演員服裝，由胡士珍和張鳳蘭同志負責。所以我們的演員，上了臺不是唱歌就是跳舞。到了后臺不是敲鑼便是打鼓，有的吹笛、拉二胡。至于舞臺布置和折裝，更是人人動手。
  為了防止敵人的襲擊，文工團實行生活軍事化，行動戰(zhàn)斗化，無論何時何地，一旦發(fā)現有敵情，打起背包就走。有時深夜演完戲，一走就是一、二十里。一般在一個地方只住一、二天，住三、五天就算長的了。而且是走到哪里，就宣傳到哪里，夜間演完了戲，還要寫抗日標語、墻頭詩等。
  一九四四年春，縣委叫我們全體團員到黃蕩（現在的流均鄉(xiāng)〕搞群眾工作，我們去了以后，對這個地方進行了調查，摸清了情況，協助鄉(xiāng)干部發(fā)動群眾，很快地打開了工作局面。
  根據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文工團的宣傳內容做到大眾化、地方化、通俗化、現代化，采取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使群眾易于接受，樂于接受。當時根據地的頭等任務是發(fā)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文工團圍繞這個中心任務，結合實際編寫劇本。如《眼前報》，主要描寫根據地少數人對日本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結果鬼子“掃蕩”后，弄得家破人亡。劇本《美人計》，是揭露地主施用“美人計”，妄圖拖我干部、民兵下水的故事。劇本《漁濱河邊》，主要是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在淮安漁濱河一帶（當時是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欺壓百姓、奸淫婦女、無惡不作的罪行。劇本《劉桂英是朵大紅花》，是宣傳根據地婦女積極生產、支援抗戰(zhàn)的故事。為了宣傳黨的減租減息政策，曾演出一個戲叫《照減不誤》，是用淮調和地方小調來演唱的。內容主要是通過大量事實，揭露地主“張百萬”陽奉陰違，恐嚇、威脅、利誘佃戶，抵制減租減息，妄圖繼續(xù)殘酷剝削農民的罪行；同時反映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廣大農民團結起來與地主“張百萬”進行斗爭，迫使“張百萬”低頭認罪、執(zhí)行減租減息，從而農民更加積極地發(fā)展生產、支援抗日前線。有一次演出這個戲時，幾乎發(fā)生“悲劇”，使我至今不忘。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蘇中抗日根據地召開全區(qū)文教工作會議，有一天特邀請我們前往演出，地點在蘇中二分區(qū)涇河莊，觀看演出的有數千名新四軍戰(zhàn)士和當地干群，管文蔚和粟裕師長也來了，戲演到高潮時，臺上臺下一起發(fā)出了憤怒的吼聲。不少觀眾激動地哭了。后來我和姜貴斌同志到部隊收集反映時。一位領導同志對我們說：有個戰(zhàn)士當看到戲里群眾斗地主時，他哭了并拿起槍瞄準臺上的“地主”，還好當即被班長發(fā)現，才未造成悲劇。這個戰(zhàn)士說：“臺上的‘地主’和我們家鄉(xiāng)的地主一樣，所以我要打死他！”
  開展群眾性的歌舞活動，活躍人民的文化生活，是文工團的任務之一。文工團每到一處。不是教歌就是教舞。在教唱歌曲時，群眾（青少年占多數）先是輕輕地隨著唱，會了以后就大聲地和我們一起唱。兒童團的孩子們顯得特別活躍，他們學會一首新歌后回到家里唱，時間長了，家里大人們也會唱了。一首新歌，很快地就在根據地每個村莊流行開來。當時根據地流行的抗日歌曲很多，如《誰是烏龜大王八》、《二月里來》、《勞動號子》、《不識字像瞎子》、《傻大姐》等。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新安旅行團派來張早和徐沙兩同志到文工團教秧歌舞。經過十來天的時間，團員們對各種人物（兒童、大嫂子、小青年、大姑娘、老頭子、老奶奶、地主、士紳、漢奸）的跳法都已基本掌握。為了把群眾性的秧歌活動盡快地開展起來，文工團采取了兩種辦法：一是到每一個村莊演出，便就地教舞；二是團員分頭到各區(qū)、鄉(xiāng)、村，專門教舞。為了不妨礙群眾生產，團員們深入田頭，先和群眾一起勞動，中途休息時教舞。那時，農民群眾封建思想較重，對跳秧歌舞還有不少抵觸情緒，特別是那些大姑娘、青年婦女出來跳舞，老人們就有些想不通。為此，婦救會做了許多動員、說服的工作。兒童除站崗放哨外，便是唱歌跳舞的先鋒、模范。他們毫無顧慮，不受任何束縛，到處唱，到處跳，對歌舞的開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九月，淮安第一次解放，為了慶祝抗日勝利，各區(qū)、鄉(xiāng)都組織了數百人的秧歌隊，從四面八方擁向淮安城。當時，淮安城內的大街小巷人山人海，鑼鼓喧天，熱鬧非凡。這也可以說，是淮安開展群眾性秧歌活動的高潮時期。
  可惜這些活動場面因當時條件限制，沒有被攝入鏡頭。年底，為進一步發(fā)動群眾，在游擊區(qū)馬廠東北不遠的陳圩子召開了數千人大會。為了配合宣傳，縣文工團奉命前往演出，得到好評。
  三、生活待遇低標準
  為節(jié)約資金，支持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的生活都極為艱苦，縣文工團的生活待遇也是低標準的。但是，大家在工作上從不講條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在生活上更不講享受、待遇，每天能吃上三餐飯就心滿意足了。
  有時搞不到糧食吃不上飯，也沒有人發(fā)牢騷講怪話，還是心情愉快，積極地做好工作。再說穿的方面，衣服、被子、鞋襪等全部自給。至于工資待遇就更談不上了，每月塊把錢津貼（當時上至縣委書記、縣長，下至一般工作人員，標準一個樣），買了毛巾、肥皂、牙刷、學習紙張也就花完了。家庭經濟狀況好的同志，零用錢多些，但這些同志很理解大家的困難，只要口袋里有錢，馬上買些豬肉或日用品，大家一起吃了用了算。這種革命樂觀主義和團結友愛精神，今天回憶起來，還是很有意義的。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淮安文工團與鹽阜區(qū)各縣文工團合并為“蘇北文工團”，以后又轉入到部隊，名為“蘇北軍區(qū)文工團”。以上回憶，因時間久了，難免有遺漏之處，希望當時在文工團工作過的同志，共同補充、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