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世
黃鈞宰（1826—？）原名振均，字均衡，號缽池山農，是生活在清中后期的戲劇家、文學家。
黃鈞宰道光六年生于淮安板閘鎮(zhèn)“累世讀書，科名相望”的書香家庭。曾祖泰交，字運符，“性淡交游、有特識”，一生抱定“立身以清白為先”的信條，乾隆壬戌（1742）明通榜（清雍乾年間，在會試落選卷中選文理明通舉人于榜外續(xù)一榜）進士，但取得功名后，卻“不仕家居”，可謂封建社會中一位怪誕之人，在家鄉(xiāng)建“倚月樓”研讀經史，著有《四先論》。祖父黃廷棟乾隆癸卯（1783）舉人，伯父黃以炳，字蔚文，號少霞，“諄篤尚風議”，嘉慶戊辰（1808）舉人，“嘉慶丁丑（1817）大挑得知縣”，在堂老母訓戒“汝性亢直不能事，長官遂改金匱訓導�！保ā独m(xù)纂山陽縣志》）后棄官事親，是皇上旌表的“孝子”。父以煚（1791—1838），字斗南，別號天河尊人，道光甲辰（1844）恩貢生，“篤行孝友、績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力切用之學，凡民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他還熱心地方文獻，“擇近代掌故及宋元以諸大事參互考證，別為數(shù)編”，著有《聽秋閣稿》�？上А爸心暝缡�，赍志未伸，里人莫不嘆惜”。
黃鈞宰兄弟三人，他為最小，兩歲即喪母，但祖母維系著一個詩書禮簪的大家庭，他仍然可以得到長輩的關愛，家庭的溫馨�！坝枘晔g，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為壽，命予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況味如在目前�！比欢镁安婚L，“甫及三年，疊遭大故”，特別是13歲上，死了父親，三年間，大家庭中相繼十二人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黃鈞宰青少年時代即飽嘗世態(tài)炎涼，對科舉不感興趣，他曾寫道：“予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寫八股文），制藝代人立言，不能發(fā)抒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修齊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慚，二也；對偶束縛繩墨，拘牽四體，為之不適，三也�！薄霸�、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才能表達自己的思想。由于黃鈞宰這樣玩世不恭，雖“博學能文”，但在知識分子除走“科舉之路”而別無它途的封建社會里，其命運必然“偃蹇不偶”。他自嘲“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乎？”道光己酉（1849）被選為“拔貢”，得奉賢縣訓導，在職多年，為獎掖后學，盡心盡力。后又游幕于江西、安徽、南京等地，廣泛接觸社會，為他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積累素材。黃鈞宰“中年喪偶，益侘傺不自聊”，不久郁郁而死，時約在光緒初年。
二、關于傳奇《十二紅》
黃鈞宰的戲曲著作有《比玉樓傳奇》四種，篇目為《十二紅》、《管城春》、《夢呼么》、《鴛鴦印》。
清代山陽、清河是漕運、河道衙門所在地。兩淮之間的板閘設有“淮關”，南來北往的船只經過此處，均要驗貨抽稅。“淮關”這個衙門，雖然級別不高，但大小職位都是“肥缺”。黃鈞宰經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個朝代，時清政府政治腐敗，經濟崩潰，官吏貪污中飽，損公肥私，奢侈浪費，弊端百出，黑幕重重，駭人聽聞，其中尤以河工為甚。每年朝廷下?lián)苤魏咏涃M四百二十萬兩紋銀，如遇大水漫溢河堤等嚴重災情，尚可另外追加費用。實際上平時真正用于治水的銀兩不過“十之三四”，其余全被大小官吏中飽揮霍了。史書載道光二十八年（1848），江淮一帶霪雨成災，饑饉遍野，“運河決（于）清水潭，東鄉(xiāng)大水”（《重修山陽縣志》）河道官員根本不顧百姓死活，“浦（即清江浦）上市肆、妓館、歌場擾攘如故”。市上商賈、無賴把河督衙門作為鉆營的目標，只要與河工沾上邊，就找到了“生財之道”。道光年間，某河督“姬妾甚多，其最寵幸者三人”。以這三人為軸心，牽扯到僧尼、優(yōu)伶、妓女、修鞋匠之屬，“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河工、商人、小吏只要能與“十二紅”搭上關系，就可以事事順手，升官的升官，發(fā)財?shù)陌l(fā)財。黃鈞宰一次在清河遇見江西人章某，章在河督衙門做幕客多年，深知官署的內幕，根據(jù)章提供的材料，結合自己的見聞，寫成了十六折傳奇劇本《十二紅》。
黃鈞宰寫作《十二紅》的目的在于揭露“南河積弊”，對官員之奢靡，官場之腐敗，“以示針砭”，希望“黃金盡付宜防用，千里長堤鐵鑄成”。然而作者的愿望，在黑暗的封建社會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更遺憾的是，這個幕客原來是個騙子，他借口借閱劇本，拿去向里河同知敲詐。當時大小河道官吏怕黑幕被揭露，“一損俱損”，況且當時覬覦河工“肥缺”的大有人在，于是在位者一面不惜重金賄賂朝中監(jiān)察御史，一面派人與章某接觸，討價還價。章某得了二百兩銀子后，逃之夭夭。而書生氣十足的黃鈞宰對此全然不知曉。黃鈞宰后來知道這場騙局后，一氣之下，把劇本底稿和一些朋友的題詩都付之一炬。
傳奇《十二紅》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在當時敢于把矛頭直接指向聲名顯赫的河道大吏，敢于以現(xiàn)實生活為題材抨擊時弊，是應予肯定的。
三、關于《金壺七墨》
《金壺七墨》是黃鈞宰的一部筆記小說，包括《浪墨》八卷，《遁墨》四卷，《逸墨》二卷，《醉墨》一卷，《戲墨》一卷，《淚墨》（又名《心影》）二卷以及未刻之《叢墨》。
黃鈞宰一生命運多舛，其著作“庚申、辛酉（1860、1861）間一毀于兵，丙寅（1866）高郵運河決，再損于水”。他本人又“不自收拾，聽其散佚于蛛絲蠹網(wǎng)之間”（《金壺七墨·序》）。1872年友人梁覲、楊章武代為編輯，付梓。黃鈞宰卻說：“人世間事莫不如飄風浮云、鏡光石火之過而不留，吾適然遇之，亦即適然書之，里巷妄瑣之談，何足以勞民示識者！”這大概是他窮愁潦倒，無可奈何之感嘆吧。
《七墨》記錄了黃鈞宰自道光甲午（1834）至同治癸酉（1873）四十年間的“耳目聞見，可驚可愕之事”，寫出了他生平“悲歡離合之遭”，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性和文學性。
發(fā)生于1841年的“吳淞戰(zhàn)役”是鴉片戰(zhàn)爭史上的重要事件。黃鈞宰曾任奉賢教諭，他到任時，這次戰(zhàn)役的硝煙剛剛散去不久，雖未親見戰(zhàn)斗的場面，但遺跡歷歷在目。他記錄了陳化成抗擊英軍、血灑炮臺的可歌可泣的事跡，揭露了兩江總督、制軍牛鑒爭搶“戰(zhàn)功”，“聞勝趨出”，遭敵炮擊又倉皇逃跑的可恥嘴臉。尤其可貴的是，在《吳淞從殉》一節(jié)中寫出了普通士兵英勇殉義的情況，是難得的歷史資料。
《粵師誤勝》一節(jié)寫清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擊”，燒毀民船，卻上報“夷艇四（艘）沈溺，死者甚眾”，謊稱“獲勝”，“大帥”不調查、不核實，竟上演了“相慶于室，官吏悉稱賀”的鬧劇，其結果“夷人晏然”、“小吏榮升”而百姓遭殃。可見清廷的腐敗，官吏的昏庸。
《遁墨》中的《李國泰》寫了上海人民自發(fā)聯(lián)合起來懲治英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故事。“……時英夷捉人于上海，鄉(xiāng)民賣布糶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積數(shù)月竟失數(shù)百人，又多是小兒，百姓切齒”。一次，市民們在城隍廟演劇，英人也來觀看，“通事”（翻譯）李國泰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對市民則頤指氣使，還不知“深淺”的“據(jù)高座，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惹惱百姓。觀劇的群眾持械“突前，痛肆以擊，腹破腸出，氣息奄奄”，憤怒的群眾還“奔集天主堂，墮其墻垣，毀其器物”，要求追查失蹤者下落，并“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英人沒法求助于官府，清吏表示：“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庇⑷藷o奈，交出被捉之人，可是被捉入教堂的人，由于慘遭折磨，均瘦骨嶙峋，“漆身喑啞，莫辨誰何”，“鄉(xiāng)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侵略者的暴行，令人發(fā)指，百姓痛懲侵略者及其幫兇，又使人揚眉吐氣。
黃鈞宰筆觸所及封建社會的方方面面，大到國家重要事件，小到平民的生活瑣事，所描寫的對象有帝王、官宦、文人、財主、商賈、平民、俠女、娼妓、乞丐等。其內容：有家世生平的表述；有地方掌故的考證；有個人為官的實錄；還有生動有趣的神仙鬼怪故事。以此表達作者對人生的認識，對社會黑暗的譴責。在寫法上靈活多變，各節(jié)之間獨立成篇，短小精悍，可讀性極強。不論哪一篇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深沉的思考�！督饓仄吣房胺Q不可多得的筆記小說。
應當指出的是《金壺七墨》有不少污蔑太平天國起義、捻軍的章節(jié)，也有宣揚封建迷信倫理道德的“故事”，作者是封建社會的士大夫，我們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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