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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一個叫王廷獻的義士湊錢在北京廣安門外大路邊創(chuàng)辦了一所慈善機構(gòu)——普濟堂，專門收養(yǎng)流落街頭無家可歸的窮人。沒吃的給吃，沒穿的給穿，患病的給治，死了的管埋。每有過路求乞者，必施舍粥食救急�？滴跛氖�四年（1705），順天府尹錢晉錫將此事上奏朝廷�？滴趸实凵顬楦袆樱�大加提倡，題寫“膏澤回春”作匾額賜給普濟堂，還勒石建亭，以記其事。雍正二年（1624），皇帝上諭，行文各省督撫，轉(zhuǎn)飭各級官府，勸募好善之人在各地普遍仿照建立普濟堂。
　　乾隆七年、八年（1642—1643），淮安遭遇大水災(zāi)，至九年（1644）災(zāi)情仍在擴大，疫癘盛行，流民病斃者累累于道。鐘衡《普濟堂碑記》云：當時“各省大吏承流宣化，推廣皇仁，于是堂之建半天下�；纯け闭睃S河，南襟大江，與揚州接壤，舟車孔道，水陸交沖，歲一不登，則流民四集。今揚之瓜洲鎮(zhèn)，既建普濟堂以收養(yǎng)民之顛連無告者，而淮郡獨無，是使煢煢之民靡所棲息，而以凍餒死，以疾病死也�！被窗矠槟媳蓖ㄡ椋�影響很大，于是開始籌建淮安普濟堂。然而官府“獨力難支”，便召集全府士大夫謀劃勸捐，經(jīng)過殫力經(jīng)營，僅得籌得捐款銀20余兩，事情無法辦成。這時，淮北鹽商程鍾“毅然起而獨任之”。
　　乾隆十年（1645），程鍾先捐銀3500兩作為啟動資金，購買淮安西門外南四鋪地方，運河堤東側(cè)楊董安、楊龍官、張在峰、丁六吉、楊式玉、楊開得、周起蛟、張士貴、周大基、徐慕先、金漢章、吳世榮、吳國泰等13戶民房。知縣金秉祚委派縣丞徐斌鳩工，拆建成廳、殿、亭、廡、樓閣、倉庫、廚、廁共128間。因堂近漕堤，易致潮濕，程鍾又捐銀500兩鋪置地板，另捐銀500兩，作為堂內(nèi)添置一切器具的費用。十一年丙寅（1646），于堂外建施舍姜湯的草房3間。十二年丁卯（1647），添建茶亭、浴池，豎立柵欄，栽植樹木，又用了白銀2500兩。
　　這是普濟堂的最初開辦情況。以后日常開支，各項費用都要有個固定來源，于是程鍾又設(shè)立“義莊”。他捐出秧田一塊，在東鄉(xiāng)壽河陳家社，有十三頃二十一畝八分五厘，上有倉房15間，佃房116間，風車一部，牛車11部，腳車16部，場基24畝零。每年包租一千八十七石九斗零。義莊上的收入全部用于普濟堂。“雖非膏腴之壤，茍三時不害，則一載之粒食無虞矣�！�
　　為了保障普濟堂蔬菜供應(yīng)，程鍾又捐銀124兩，購地設(shè)立“菜圃”。其地在河北東里，有十四畝四分九厘五毫�！八�產(chǎn)諸菜蔬，悉與佃者均分，可資半載蔬食�！彼�希望有人繼續(xù)捐贈，保障全年的供給。
　　普濟堂內(nèi)活著的人，有衣有食有醫(yī)，死了以后有埋葬的地方。程鍾為之設(shè)立“義阡”兩處。義阡即為埋葬這些人的墳場。一處在普濟堂對河西岸運河與護城河之間，有70畝。在護城河上造永利橋一座，橋畔建息肩亭一座，供行人小憇�；窗仓�府吳嗣爵捐資購買運河對岸民房，拆建普濟堂坊一座，左立義阡碑，右建草祠2間，祀陶、許二真人。阡右有地藏庵一座，即以其僧人看守管理。另一處在河北東里，花了90兩白銀，購地20畝�！胺部こ顷P(guān)廂有停柩而力不能葬者，助資卜葬于此。”豎有“錫類義阡坊”一座。普濟堂建立前期，程鍾通共花了7120兩。蘇州府有普濟、育嬰、廣仁、錫類四堂，皆籌集眾資建成的。程鍾獨力捐建的普濟堂，內(nèi)有濟生、廣仁、保赤、錫類四局，即相當于蘇州的四堂。自建立以來，寒待衣，饑待食，病待醫(yī)，歿待殯，經(jīng)費后陸續(xù)增加，前后共為普濟堂花了14000余兩。所活男婦嬰孩，超過一二十萬�！暗缆分�間，歡聲四達，民用以康�！�
　　普濟堂建好以后，程鍾請求由官府進行運營管理。根據(jù)程鍾的呈請，經(jīng)淮安府、江寧布政使司、江蘇巡撫、漕運總督協(xié)商，委派淮安軍捕廳就近稽查。并要求軍捕廳“約束書役，不得到堂需索滋擾，有妨善舉�！币�“將所擬規(guī)條，刊刻木榜，豎立普濟堂，永遵辦理�！碑敃r所擬條規(guī)為：慎重總理貴得其人、慎選司事宜各當其才、考核醫(yī)士俾收實效、嚴督工役各盡厥職、收養(yǎng)病人宜分等次、戒隱諱其名以免自誤、嚴查病人行李以免錯換、施衣襖以恤袒裼、周給路費以資生還、慎殯葬以矜身后、外施藥餌以敦桑梓、設(shè)鼓于門以恤遺嬰、收拾枯骨以敦錫類、造橋梁以便往來、設(shè)義渡以利病涉、留養(yǎng)宜嚴以杜盜源、嚴禁作踐需索以靖堂宇、設(shè)立鐘板以昭畫一、施給茶湯以濟行旅、字紙宜廣為敬惜、應(yīng)用什物不可假易、日用宜有常經(jīng)、酬勞工食宜有差等。共有23條，從標題上看即知制度嚴密，服務(wù)周到，而且服務(wù)項目已超出普濟堂內(nèi)，對社會也有服務(wù)功能。
　　茲舉其主要內(nèi)容如下：程鍾怕官府管理不周，特呈請溫德厚來協(xié)理，為一堂表率。溫是北平人，但與程鍾是朋友，稱程鍾為四兄，因為程鍾排行老四。溫氏當時在山陽清江浦育嬰堂做董事。普濟堂慎選脈理精通，內(nèi)外大小方脈醫(yī)生十數(shù)人，住宿堂內(nèi)服務(wù)。要求藥方上寫明醫(yī)生、病人姓名，煎藥、送藥皆有具體手續(xù)，以便分清責任。為防服侍病人的人厭惡病人繁瑣，不聽叫喚，特于三號總門懸掛十梆，許病人擊梆鳴究。收留之人均由醫(yī)生檢查后決定，冬給棉被棉襖、鞋襪煖帽，夏給蚊帳、夏布褂褲、手巾、蒲扇。病愈返鄉(xiāng)，必驗其身體狀況，量其水陸遠近，給以盤費。未被收養(yǎng)入堂之病人，即送醫(yī)贈藥，無論風雨晦明，從不間斷。每每五更之時有人遺嬰于堂門之外，收養(yǎng)后為之尋找乳母哺育。怕尚未開門，嬰兒凍死或犬傷，特于門外設(shè)一鼓，送嬰者可擊鼓，不論曉夜，堂內(nèi)聞鼓即開門收養(yǎng)。于運河設(shè)義渡船二只，一在鮑烈女祠，一在本堂門前。方便普通行旅之人和河西投堂就醫(yī)者，不收船費。渡工工資和渡船修理均由堂內(nèi)負責。留堂者和堂中工役人眾，辦事必須按時，約以報鐘、云板為號，聽鐘聲、云板或梆子聲起床、開門、吃飯、熄燈、休息。建茶亭于堂外，夏天從端午日至中秋日施茶，冬天從冬至日起至明年正月十六日止，施以姜豆湯。堂內(nèi)工具物件，不得帶出堂外供別人使用。
　　普濟堂內(nèi)具體過程和管理辦法和狀況，邑人楊慶之《春宵寱賸》卷3有記載：“西門外普濟堂，始創(chuàng)於程葭應(yīng)鍾職員。房屋、田租，皆其所捐。事既成，然后請官撥司事者。鄉(xiāng)中瞽聾癩啞而老，斷肢體而無收恤，疲癃殘疾而無期功親，與耄耋而不能食力者，由保舉入堂，男歸男宅，女歸女宅。每人房一間，支腳床一具。早一膳，晚一膳，鹽漬雜菜一盤。病有堂醫(yī)，藥至藥局領(lǐng)，炊爨另有雇人。毋許鉤結(jié)滋事，毋許不遵堂規(guī)，每逢節(jié)亦有犒賞。但以百人為額，住房不多，本資未增。既入而復(fù)出，許，既出而又復(fù)入，不許。本以多收立愿，后有借此息肩，有美事仍復(fù)他去，而徒使真苦之人，不能投入。故限定人數(shù)，缺出方補，亦不得已也。司事者三日一點名，有暴亡者，堂倅報司事。亡者如有親友可贈送棺者，聽其收殮；否則，仁人君子予以棺，亦不禁止。例概予以席，土工舁葬義塚所。”
　　對于程鍾的義行，地方稟請督撫具題上報朝廷。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乾隆皇帝恩旨賞加程鍾一級職銜，御書“誼敦任恤”匾額，遣侍郎沈德潛便道赍賜，以示褒獎。程鍾又建御書樓，將御書匾額懸掛堂中。整個普濟堂“堂宇宏敞，規(guī)模大備”。
　　為了將普濟堂善舉能繼續(xù)下去，當時山陽知縣金秉祚，又勸捐趙氏銀9200兩，投到淮城13個典鋪中去生息�？纸�(jīng)費不敷，又請漕院打通兩淮鹽政關(guān)節(jié)，每年從鹽運司撥公費銀600兩，由司事人自領(lǐng)。十年，歙人鹽商候選州同程涵學(xué)又捐銀200兩備堂用。有巡漕戶科給事中王興吾碑記其事。大概因為這些錢大都來自公私鹽業(yè)方面，后來官府干脆將堂務(wù)全部移交給淮北鹽引批驗大使去督董經(jīng)理。
　　溫德厚之子溫如玉編寫了一部《淮安普濟堂志》。淮安區(qū)圖書館藏有殘抄本。據(jù)其目錄，全書分元、亨、利、貞4部分：元部為上諭、御賜、圖說和條規(guī)，亨部為則例、公文、匾、聯(lián)，利部為記、序、賦、贊、文、書、啟，貞部為各體詩和集句。此書今僅有元部1帙，缺后3部。書前有楊開鼎、趙師質(zhì)、溫如玉3序。溫氏序后自署右北平人，號廉圃，乾隆十年（1745）進士，官翰林院。他稱程鍾為“四丈”，為其“家君之摯友也”。他說淮安普濟堂建成以后，“名卿鉅公競為之志，而士大夫之經(jīng)過于淮者，發(fā)為詩歌，傳播綦遠。”“周視其地，詳考其制度規(guī)模，彌嘆君子之用心為備至……堂中投贈詩文總數(shù)十百家�！背替R說，“吾惟敦行其實，不務(wù)其名�！比缬裾f“四丈秘不以示人，其所可見者勒石題壁諸作，好事者傳寫摹拓不脛而走千里。（溫如）玉慮其散而難紀也，為之志，以授之梓人。”
程鍾（1693—？），字葭應(yīng)，號嶰谷。歙縣人，安東籍，居淮安河下，援例得知縣。其父程增（1644—1710）為兩淮鹽商總商，康熙南巡時曾經(jīng)參與接駕。程鍾是其　　第四子�！痘闯切沤皲洝贩Q程鍾“性慈祥，見義勇為，賑窮恤患如饑渴之于飲食�！彼�輸萬金建普濟堂，又捐建鮑烈女祠，還曾出資為吳玉搢刊刻《別雅》�！啊　⊥須q家漸絀，而好德之志，始終不衰�！睋�(jù)說他四十歲還沒有兒子，就是因為建了鮑烈女祠，才生了一個兒子。當然這只是一種勸善之說。
　　普濟堂建好以后，發(fā)揮了很好的效益，受到各方面的贊揚�！秲苫贷}法志》說他“收養(yǎng)流民，全活十余萬人。”沈德潛（1673—1769）為程鍾作了一篇《普濟堂記》，文見光緒《兩淮鹽法志》卷159《雜記門•藝文七•碑記》。記中說：“淮安程君葭應(yīng)名鍾，樂善士也，體圣朝萬物一體意，爰建普濟堂于淮城，其門垣堂廡郭舍庖湢，制略倣諸京師，器什無缺，醫(yī)藥預(yù)儲，董事有職，奔走使令有人。而又虞其所需不繼，則又置田畝，以供每歲之所入。其為計也周，其慮后也遠�？芍^好行其德，使民窮于天，不窮于人者也�！庇终f，官府嘉其樂善好施，準備保舉他一個官職，“而程君辭之堅，并不欲自居其名。豈非中心行仁，無所為而為之者耶！”沈氏又感慨地說：橫覽當世，世界上有錢的大財主多的是，“往往自私其身，自利其子孫”，即或有時也散財施舍，也只是營建一些佛家的浮屠、道教的廟宇，以求來世福田利益�！岸�于廢疾困窮之人，不能使之銷釋其厄苦，以措諸衽席之間，何其痛癢之不關(guān)也�！毕癯替R這樣把錢財花在普濟堂上，使無數(shù)窮困之人受益實在是難得。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清代詩人。乾隆元年（1736）薦舉博學(xué)鴻詞科，四年（1739）成進士，曾任內(nèi)閣學(xué)士兼禮部侍郎。
　　曹鑣《淮城信今錄》云：“堂內(nèi)酌訂章程，部署有法，務(wù)令人得實惠。凡遠人抱病投其中，蒙活者前后數(shù)萬計�？�《普濟堂志》四冊，覽者謂其揮霍之能，藻思之密，非慷慨義俠一輩所可及�！薄肚�隆淮安府志》卷29《藝文》，有鐘衡《普濟堂碑記》一篇，對程鍾的義行也大加贊賞，這里從略。鐘衡，字仲恒，號岱峰，長興人。雍正八年（1730）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改御史，轉(zhuǎn)給事中。
　　在興辦普濟堂的同時，程鍾還參與捐辦棲流所�！秲苫贷}法志》云：乾隆十二年（1747），水災(zāi)，詔截南漕八十萬石備賑。時齊魯赤饑，流民渡河而南者，日以千計，鹽、漕、河道諸臣，各捐廉俸廣設(shè)棲流所于山陽、清河、桃源諸處。程鍾率領(lǐng)志同道合者，醵金襄其事，收養(yǎng)流民，全活十余萬人。棲流所事參見本書《淮安知府衛(wèi)哲治開辦棲流所》一文。
　　普濟堂開辦之初制度嚴明，管理得很好。后來堂務(wù)歸淮北批驗大使督董經(jīng)理，逐漸松懈，《同治山陽縣志》卷2說，竟有“不肖者將存典本銀九千兩提用無存�！薄暗拦馊�十年（1850），兩江總督陸建瀛（1792—1853）委員清查，裁減公費，每歲只由運庫撥給津貼銀200兩，委派邑人丁晏、何錦司其事。咸豐六年（1856），以堂內(nèi)余款買馬姓田四畝二分零，每年包租六石二斗一升零，并加修堂內(nèi)各房屋，何錦記其事。同治九年（1870），司事邑人何鑣、何其傑等，稟請兩江總督馬新貽（1821—1870），發(fā)銀400兩，將堂內(nèi)號舍房屋數(shù)十百間，一律修整。十一年（1872），因堂款支絀，又稟請漕督文公彬批準，由同善堂每歲額撥銀200兩津貼堂費。堂內(nèi)服役者9人，額養(yǎng)外方孤貧病者60人，其暫住旋去者無定額。其堂田自上三處以外，咸豐二年（1852），又由邑人丁一鵬等捐田四十四畝六分零，歲包租六十二石四斗四升�！边@是關(guān)于淮安普濟堂的最后的記載，《續(xù)纂山陽縣志》上再也沒有記載了�；窗财諠�堂大約消失在光緒年間，今已毀圯，找不一點痕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