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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27年初至5月底，國內(nèi)政治形勢動蕩，北伐軍在南方節(jié)節(jié)勝利，清華園內(nèi)的著名教授們都很不安，如梁啟超就在連續(xù)發(fā)表的《給孩子們書》專欄文章中寫出了自己的不安：“近來耳目所接，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南方軍人確非共產(chǎn)派，但他們將來必倒在共產(chǎn)派手上無疑�，F(xiàn)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薄氨本┱�是滿地火藥，待時而發(fā)，一旦爆發(fā)，也許比南京更慘。希望能暫時彌縫，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華了�！�
  王國維對時局的感覺一定與梁啟超的感覺很接近，盡管兩人的政治觀點有差異，但他們的身份、社會地位和學術(shù)聲望等幾乎是一樣的，知情人回憶王在1927年5月時的心態(tài)說：“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shù)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保ㄚw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他平日對于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剌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xiāng)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45—114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就在梁氏想到“倉皇而遁”的一兩天后，王先生也不辭而遠行了。
  羅繼祖先生（羅振玉嫡孫）在1987年出版的《庭聞憶略》一書中談到了王國維致羅振玉的最后一封信的線索。他寫道：“李元星同志（旅順博物館干部）提供消息，說他在旅順博物館從我父親被抄去的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觀堂給祖父的一封信，是兩張紅八行寫的，內(nèi)容他也不能全記，只記得上面寫了葉奐彬（系葉德輝的字）被難及北伐即將成功云云，意思是喚起祖父的注意，但經(jīng)過‘文革''，這封信現(xiàn)在又無蹤跡了。這封信為什么祖父沒看到而落到我父親手里呢？當日天津郵差送信都是送到貽安堂書店，仿佛它是總收發(fā)處一樣，所以信件都先到我父親手，我父親看到這封信的內(nèi)容，可能他認為給祖父看不大好，就暗地藏起來了，事后也沒再和人提。但何以這么多年一直藏在他手邊，解放后忽然發(fā)露，到了旅順博物館，也很奇怪。但元星卻言之鑿鑿，最近曾請他寫一文證實一下，通過這封信，可以看出觀堂在臨死前有過種種考慮，既考慮溥儀，也考慮自己，也考慮祖父，觀堂是從最壞處著想的。后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北伐成功，不僅溥儀在津無恙，也未妄殺一人，出觀堂所料之外。”王東明獲知此事后說：“這封信，羅繼祖并未看到，他估計當時久未通信，很可能是先父為葉德輝事，破例去信示警的，而他家未敢以呈羅，致保存在他父親遺篋中，由此可見先父為人的敦厚與懷舊之情的殷篤�！保ㄅ_灣《中國時報》1984年10月23日）
  1927年6月1日，清華研究院師生在工字廳召開敘別會。當天，王國維還為門生謝國楨及其友著青在扇面上各題詩一首，開會時他與學生談?wù)撁晒攀妨希�亦如往常不拘形跡，午餐后與眾作別也無異態(tài)，當晚接待訪客以至送客都如常例，孰料先生心中正處在生離死別的煎熬之中。
  1927年6月2日上午8時，王國維赴學校公事室，與平日無異，9時許忽向別人借了5元錢，再雇車往頤和園，購票入內(nèi)，步行而至排云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吸盡一支煙，便縱身投湖而去了。人們從遺體衣袋中找到了先生留給三子貞明的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斂，即行槁葬于清華瑩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于城內(nèi)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chǎn)分文遺汝等，然茍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代遞遺折
  王國維逝世當天，其姨甥、清華研究院助教趙萬里給在天津的羅振玉拍了電報：“師于今晨在頤和園自沉，乞代奏。”羅振玉甚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喪，據(jù)在清華研究院辦公室工作的王第三子貞明，給其執(zhí)事于上海郵務(wù)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羅本擬親來北京清華園，因家人“恐彼來此有所感或有他變，故不肯放他來京�！�
  6月7日羅振玉據(jù)情上奏溥儀，并代遞了一封遺折，折中說：“臣王國維跪奏，為抱國有心，回天無力，敬陳將死之言，仰祈圣鑒事。竊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經(jīng)甲子奇變，不能建一謀、畫一策，以紓皇上之憂危，虛生至今，可恥可丑！邇者赤化將成，神洲荒翳。當蒼生倒懸之日，正撥亂反正之機。而自揣才力庸愚，斷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來，士氣消沉，歷更事變，竟無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灑此恥，此則臣之所能，謹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恥，潛心圣學，力戒晏安……請奮乾斷，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諸臣，以宋明南渡為殷鑒。棄小嫌而尊大義，一德同心，以拱宸極，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迫切上陳，伏乞圣鑒，謹奏。宣統(tǒng)十九年五月初三日�！保ā肚鍙U帝溥儀檔》，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學界眾口一詞把這封遺折說成是羅振玉偽造的，溥儀特赦后為了撰寫《我的前半生》一書，曾在歷史檔案中查閱到遺折原件，并把此事寫入書中：“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
  也有一位看過全部現(xiàn)存遜清皇室檔案及遺物的學者并不認為遺折出于偽造，他說：“遺折用白綿紙墨書，共四扣，每扣長二十二公分，寬九公分……筆者根據(jù)王國維以往的奏折和遺折的筆跡相對照，字跡是一樣的，并沒有什么不同之處。那么是否是羅振玉假造的呢？經(jīng)把遺折和羅振玉的奏折筆跡相對照，二者字跡根本不同，故羅振玉假造遺折一說，缺乏事實根據(jù)。”（秦國經(jīng)：《遜清皇室軼事》第70—71頁，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
  筆者曾把這本書交給羅繼祖先生看，老師閱后專寫《觀堂余絮》一文，他說：“遺折中間省略一段當是勸溥儀速離津他去以避危就安，孤臣孽子之用心，愚忠可憫，史魚、靈均，一身兼之。溥儀倘地下相逢，不知何言以對！作者斷言此折非偽，乃據(jù)以與《遺書》對勘而得，其辨別力而不逮溥儀，而矢言觀堂之死為忠清則不失為‘實事求是''�！痹瓉磉z折是羅振玉命其第四子羅福葆仿王國維的筆跡寫下的，他對此并不隱諱，其外孫劉蕙孫（《老殘游記》作者劉鶚之孫）回憶說：“1929年我在旅順，雪堂先生對我說起他和靜安的友誼，最后說：‘他最后覺得對我不起，欲以一死報知己。我也覺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對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復生，只好為他弄個謚法。遺折是我替他做的。''”
  關(guān)于羅振玉代遞遺折的目的，曾引起不少猜疑，然而這事在深悉內(nèi)情的其嫡孫繼祖師看來則毫不奇怪，他在《跋〈觀堂書札〉》一文中寫道：“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這一點是共同的，并不為家庭嫌隙而有所動搖。所以祖父一看到王先生臨終遺囑而痛感愧對死友，在王先生一死明志，并沒有‘希冀飾終恩澤''的動機，而祖父卻迫不急待地代遞遺折。溥儀說遺折寫得很工整，不是王國維的手筆，這話倒是說對了。祖父對于王先生身后，特別是遺書的編纂刊行，不超過一年，遺書四集赫然在案，是盡了心力的�！保ā蹲x書》1982年第8期）幾年后，他又在一本回憶祖父的書中寫道：“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事變，義無再辱''十六字的遺囑，才痛感自己不能捐棄小嫌，萬分慚愧。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遺折呈給溥儀，這份遺折雖未留稿，內(nèi)容可以估計到，一定是希望溥儀毋忘在莒，近賢遠佞。在祖父認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遞遺折，盡后死之責，心安理得，所以絲毫沒有想到會有人責備他‘欺君''。”
  予謚忠愨
  溥儀看過遺折大受感動，遂與陳寶琛等師傅們商議，發(fā)出一道上諭：“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通，躬行廉謹，由諸生經(jīng)朕特加拔擢，供職南齋。因值播遷，留京講學。尚不時來津召對，依戀出于至誠。遽覽遺章，竟自沉淵而逝。孤忠耿耿，深惻朕懷。著加恩予謚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賞給陀羅經(jīng)被，并賞銀貳千圓治喪，由留京辦事處發(fā)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欽此�！保ā肚鍙U帝溥儀檔》，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羅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園內(nèi)設(shè)“忠愨公”靈位，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公祭，羅還親撰《祭王忠愨公文》，最早發(fā)表在天津《日日新聞》上，贊頌王國維的“完節(jié)”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顧了羅王兩人三十年的交往歷程：“嗚呼！公竟死耶？憶予與公訂交，在光緒戊戌，于今三十年矣。時公方為汪穰卿舍人司書記，暗然無聞于當世。暨予立東文學社，公來受學，知為偉器，為謀月廩，俾得專力于學。尋資之東渡，留學物理學校。歲余以腳氣返國，予勸公專修國學，遂從予受小學、訓詁。自是予所至，公皆與偕。復申之以婚姻。及辛亥國變，相與避地海東，公益得肆力于學，蔚然成碩儒。暨癸亥春，以素庵相國薦，供奉南齋。明年秋，予繼入，遂主公家。十月之變，勢且殆，因與公及膠州柯蓼園學士約同死。明年予侍車駕至天津，得茍生至今。公則奉命就清華學校講師之聘，乃閱二年，而竟死矣。公既死，有遺囑、有封奏，遺囑騰于萬口，封奏予固不得見，然公之心事，予固可意逆而知之也�！保ㄌ旖蛸O安堂1927年刻本）
  公祭后羅振玉旋即赴京，參與處理后事。他帶著溥儀的“諭旨”，從清室駐北京辦事處領(lǐng)得貳千圓賞銀，全數(shù)交給了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親友中間數(shù)額最高的葬禮銀一千元。從各個角度講，均不失三十年友誼的情份。王國維的家屬子女依父親的意愿，不請風水師擇墳，也不挑選“吉日”，而在清華外面七間房買塊地安葬，“墳是清華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個碑，上書宣統(tǒng)皇帝加予的‘謚號''王忠愨公，墳地四面都種了樹”（王貞明：《父親之死及其他》，載臺灣《聯(lián)合副刊》1983年8月8日）。
  溥儀給王國維頒下“忠愨”謚號后，京、津以及華北各報都以極大篇幅報道了王忠愨公殉節(jié)的新聞，但當時還沒有人對他的死因提出疑問。就在這種氣氛中，羅振玉主持了王國維遺著的校理和編輯出版工作，將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編四集，以《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為書名出版，盡了后死者的一份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