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下蕭湖之濱，矗立著一座白色的墓冢，墓主人就是人民教育家汪達之先生。一位安徽籍的名人，選擇了河下蓮花街成為了自己的墓地。
苦難的家庭，走出一名師范畢業(yè)生
1903年，汪達之出生于安徽黟縣，后移居安慶市大墨子巷徽州會館。汪達之父親是位蒙學老師，也兼行中醫(yī)。全家都靠他謀生。母親雖不識字，但通曉事理，顧大局識大體，是位十分賢惠的家庭婦女。在汪達之還處于母親腹中之時，父親就因貧病交加，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家中的這根“頂梁柱”倒下了，汪達之也來到了人世間。當時，他還有兩個未成年的哥哥和一個未成年的姐姐，加上一位年邁多病的祖母，一家三代人六張嘴，全靠年輕的寡母一個人養(yǎng)活。在那軍閥混戰(zhàn)，兵匪禍亂頻繁的舊中國，其困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汪達之的母親當年不僅能干力氣活，而且心靈手巧，白天給人家漿洗衣服，夜晚便給人家縫衣服、織毛衣，以掙點力氣錢、手工錢養(yǎng)家活口。遇上她身體不好或是找不到手工做的時候，一家人還會挨餓。這時，善良的外祖母會或多或少地給些資助。這樣窮困的家庭狀況，使汪達之自幼就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也正是這一點，為他后來成長為一位無產(chǎn)階級革命教育家而奠定了基礎。
從他1933年在淮安新安小學校長任上給母親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
這里的小孩子，都是很窮的，有不少還是無依無靠的。他們多半都是食不全飯不飽的，我決不能就這樣放下他們另謀職業(yè)，若我一走，這個學校就倒塌了！
母親，我每想到，不能常在您的面前，又不能多寄一點錢給您用，心里立刻不安起來。但是，立即要教我轉過一個念頭來：光是不安是不中用的，還是打起精神做我的事情要緊。我發(fā)愿：要將這些可憐的窮苦無靠的孩子們，扶植起來，讓他們得到自己的幸福。還要叫他們能認清誰給了他們窮苦的罪惡給他們受！
最后，他在信中說：
母親，請您不要悲傷，這年頭兒，說不定多早晚是要天翻地覆一下的！
從信中可看出，他的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已有初步展現(xiàn)。大哥雖未念多少書，但他接下了爸爸的私塾館，媽媽帶著二哥和姐姐一起勞動，重新?lián)纹鹆艘粋�像樣的家。一家人通過省吃儉用，供汪達之上學讀書，并把整個家庭的希望和未來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然而貧窮總是伴隨著不幸。汪達之中學沒畢業(yè)，姐姐和二哥就因過度勞累和營養(yǎng)不良先后過早地離開了人世！這一無情和沉重的打擊也迫使汪達之不得不放棄上高中考大學的期望，以企求早一點謀一個社會職業(yè)，減輕越來越年長的母親的負擔和痛苦。這樣，他就只好考入安徽省安慶市的一所師范學校。汪母為了照料愛子，讓他好好念書，就把全家從黟縣遷來安慶，在黟縣同鄉(xiāng)的幫助下，落腳于安慶大墨子巷一間十分簡陋的平房里，直到1926年汪達之師范畢業(yè)。
誰也打不贏的官司，打出一所新安小學
汪達之師范畢業(yè)后，當上了一所農(nóng)村小學的教師。1928年底，經(jīng)過努力進入了南京曉莊師范學習深造，也就是從那時起，他就成了一名為實踐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論、為中國的教育革命和改革而努力奮斗的戰(zhàn)士。
1930年，汪達之受陶行知派遣，前往蘇北淮安擔任新安小學校長（之前校長由陶行知兼任，但陶從未到過淮安）。新安小學公開的創(chuàng)辦人是陶行知先生，實際上卻是神秘異常：為什么老師大多是革命分子？學生除了當?shù)厝酥鉃槭裁催�有來自天南海北的？……
明清時期，淮安得漕運之利，十分繁華。善于做生意的徽州人紛紛來淮安經(jīng)商賺錢。旅淮的徽商們多了，就在淮安河下蓮花街靈王廟一側買、建了房子作為徽籍同鄉(xiāng)們聚議事情的場所，這就是新安會館。到清朝末年，海運興起，加之鐵路興建，京杭大運河久用不疏，設在淮安幾個朝代的漕運總督部院終被裁撤�；窗差D時失去了往日的光輝，徽商們也紛紛離開淮安另謀生路。
徽商一走，會館也失去了作用。徽商們便打算將房產(chǎn)變賣�？墒且鸹窗埠酉乱徊糠粥l(xiāng)紳的不滿，他們認為，新安會館除了徽商們買建的房屋外，還占了原靈王廟的一部分廟產(chǎn)。于是雙方爭執(zhí)起來，雖有人從中調(diào)解卻互不相讓，終于打起了官司。因為雙方都是公產(chǎn)，所以官司打打拖拖，一直沒有結果，這一拖就是二十幾年，從清朝拖到民國，直到蔣介石定都南京了還沒打個水落石出。這時陶行知先生已經(jīng)在南京創(chuàng)辦了曉莊師范。去南京為新安會館產(chǎn)權打官司的安徽人遇上了陶先生，自然要說起打官司的事，并期待得到他的幫助早日打贏官司。正在躬行“生活教育”理論的陶先生一下想到了辦學，就明確地對他的老鄉(xiāng)們說：徽州、淮安的官司雙方都放棄對新安會館房地產(chǎn)的爭執(zhí)，統(tǒng)統(tǒng)交由他辦一所小學。這場官司打了這么久，雙方也早已厭倦，加之訴訟中的開銷，再打下去除了爭個你高我低面子之外，從經(jīng)濟角度上講早已得不償失了。這樣雙方均同意簽字畫押，將新安會館的房地產(chǎn)交給陶行知先生，讓他利用會館房產(chǎn)加上靈王廟等于1929年6月6日辦起了一所招收平民子弟入學、不收分文學費的新安小學。所以，直到今天，新安小學的師生都很少有人知道新安小學這個名字的來歷。有人說是“新淮安”的意思，還有人說是“新安徽”的意思。其實新安小學是延續(xù)的“新安會館”，因為徽州那里有一條河叫“新安江”，古徽州也叫過“新安”。
當然，這樣的處理結果對淮安人有利，學校辦在淮安嘛，當然淮安人受益多了。安徽人唯一堅持的要求就是新安小學的校長必須由安徽人擔任。所以，淮安新安小學的第一、第二任校長陶行之、汪達之都是安徽人。
偏僻的淮安城北，一座神秘的小學校
一是最早到新安小學的三位老師都是中共黨員或革命的進步青年。他們原來都在曉莊師范工作或學習。第一位到新安小學主持校務工作的李友梅和第二位到該校任教的藍九盛都是中共黨員。李友梅在新安小學時間不長即被黨組織調(diào)走，不久就犧牲了。第三位到校的孫銘勛當時也是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新安小學正工作期間，周恩來將他調(diào)至上海，協(xié)助董健吾辦大同幼稚園。這所幼稚園收容哺育了革命烈士子女，包括毛岸英、毛岸青在內(nèi)的一大批革命后代。孫銘勛入黨后，周恩來曾派他多次在上海、淮安之間往返，到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周恩來還曾讓他到延安領取任務并繼續(xù)在淮安—延安—上海之間奔走。這是孫銘勛同志的女兒、原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副館長孫丹年2008年在淮安對筆者講述的。
二是據(jù)新安小學資料記載，新安小學從創(chuàng)辦之日起，即建有我們黨的秘密黨支部，但據(jù)校史記載，這個組織直接“受上海黨的領導，不受江蘇省委領導”。經(jīng)查黨史，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黨中央駐于上海，但并沒有設上海市委，這里說的“上海黨”就是指黨中央。
三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與周恩來相知相交很深，陶先生雖致力于教育事業(yè)，但他一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工作，甚至被當時人們稱為“黨外布爾什維克”。他創(chuàng)辦的南京曉莊師范內(nèi)也一直有我們黨的組織在活動。
四是淮安是周恩來的老家，地處偏僻的蘇北。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能力較弱。比如1928年黨的“六大”中央主席向忠發(fā)，周恩來后來說他“節(jié)操上還不如一個妓女”。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在領導地下斗爭時，總會有一部分同志因故暴露身份遭到敵人的通緝追殺，周恩來就迅速把他們撤走并讓他們到窮鄉(xiāng)僻壤的蘇北新安小學以教書為職業(yè)隱蔽起來，躲過了風頭再另行分配工作。1927年之后，蔣介石對共產(chǎn)黨人采取“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放走一個”的血腥政策犧牲的革命烈士很多。烈士們遺下的子女黨組織也不能撒手不管，任由他們凍餓在社會上。這樣，新安小學又派上了用場，即可讓他們到新安小學來，既讓他們生活有靠，還可以上學讀書。新安小學最早的一些外地學生左義華（后改名左林，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新體育》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的父親就是周恩來派在湖南工作時犧牲的。后來，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兼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同志犧牲后，他的女兒項蘇云也按周恩來的秘密指示由地下黨員送來新安小學。項蘇云當時只有6歲，學校只有個別黨員老師知道她的名字，其他師生對她名字也不知道。只是因為她穿的褲子膝蓋處各繡有一只貓頭，師生們就都叫她“貓姑娘”。1986年，已經(jīng)當上全國少工委書記的“貓姑娘”在新安小學憶起往事時，還激動得熱淚漣漣。她特別清楚地回憶說，當時因為她太小，夜里睡覺時會蹬被子，常常受涼。老師們就用麻袋給她做成一條睡袋，夜晚睡覺時，老師們把她裝進“睡袋”，只把她頭放在外邊，然后將袋口松松地系好，她就不再受涼受凍了。
新安小學對中國革命作出過特殊貢獻。
始終如一，蕭湖碧水葬英魂
汪達之在主政新安小學時，曾兩次組織小學生們外出旅行，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1935年10月10日他組織的新安旅行團從淮安出發(fā)，旅行了全國22個省市區(qū)，行程五萬多里，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穎超、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們的關懷和高度的贊揚，輾轉旅行十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出發(fā)地淮安。
1945年9月新四軍打下“兩淮”（淮陰、淮安），蘇皖邊區(qū)政府隨之成立。汪達之被調(diào)往設在淮陰的蘇皖邊區(qū)政府，任邊區(qū)政府教育廳督學。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隨軍北撤并任華東干部子弟學校校長。全國解放后，他奉命到南京主持恢復了由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chuàng)辦的南京曉莊師范并任校長。不久又被調(diào)去北京任教育部師范教育司專員。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調(diào)任廣東民族學院（今海南民族學院）黨委書記等職。
汪達之同志畢生從事革命教育事業(yè)。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他也遭到了誣陷與迫害，挨批被斗。肋骨都被打斷兩根，身心受到很大摧殘。直 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才于撥亂反正中得到平反昭雪。但他年事已高，身體不支。終于1980年3月17日逝世于北京，享年78歲。
1965年汪達之先生在廣東民族學院任上時曾回過一趟淮安，到新安小學看望師生。在當年風景如畫的蕭湖原新安小學舊址處，他笑著指指學校舊址東側一塊綠草如茵的小島說，“等我百年之后，請借這一寶島安息�！�
據(jù)汪達之的長子汪如一先生說，他爸爸臨終前唯一留下的要求是：“你們要把我的骨灰安葬到淮安的蓮花街，因為那里的新安小學是我投身革命教育事業(yè)最早的地方，算是我人生的‘起始點’�！�
1981年的6月6日是創(chuàng)辦新安小學52周年校慶。汪達之同志的骨灰由他的兩個兒子汪如一、汪心一以及新旅老團員張牧、左林等護送到淮安城北碧如明鏡的蕭湖。安葬儀式由淮安縣委常委、縣政協(xié)主席朱珠同志主持，縣文教局長王伯文，新安小學紅領巾學生代表王艷，廣東民族學院代表蔣厚志，南京曉莊師范代表湯翠英，蓮花街的墓地群眾代表宋金田，新安小學老校友、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張牧，汪達之同志長子汪如一等先后在安葬儀式上講了話。他們高度贊揚了汪達之先生為革命教育的獻身精神，一致表示要繼承汪達之先生的遺志，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學習和工作。
汪達之先生的墓地被長滿葦蒲、荷菱的蕭湖環(huán)抱著，清碧的湖水映照著白色的墓冢，讓人一看就明白了所象征的“清白”含義。潔白如玉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著“人民教育家 汪達之同志之墓”12個大字，下款署落著“新安小學全體師生立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新旅老團員張牧、左林為他們的老校長撰寫了碑文。碑文高度概括和評價了汪達之同志為革命教育事業(yè)戰(zhàn)斗和奉獻的一生。當時的中共淮陰地委副書記張景良，地委宣傳部副部長楊西彩，地區(qū)教育局、文化局有關負責人和“新旅”老團員部分代表，淮安縣有關方面人士以及蓮花街部分群眾共500多人參加了汪達之同志葬禮。
彈指一揮間，汪達之同志已經(jīng)長眠蓮花街35個春秋寒暑。汪達之同志安葬后，由地方政府造了一座小橋，將這一小島與陸地相連，成為一座小小的半島。筆者每次經(jīng)過他的墓地都要駐足凝視、沉思片刻。而每次總見到在他的墓地上散落著人們敬獻的各色花朵，那是人民表達的對他的敬仰和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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