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當為蔣黼于1905年撰寫的《中國教育史資料》，而非通常認為的是“黃紹箕草創(chuàng)、柳詒徵輯補”完成于1910年的《中國教育史》，故此，中國教育史學科誕生的年限將由1910年提前到1905年。論文對《中國教育史資料》的作者蔣黼的生平圍繞其教育事業(yè)作了簡介，并析明《中國教育史資料》非翻譯而是原創(chuàng)著作，繼而對《中國教育史資料》的版本、內(nèi)容作了介紹，并認為蔣黼與同鄉(xiāng)好友羅振玉共事于晚清時期的教育事業(yè)十數(shù)年，其《中國教育史資料》的內(nèi)容受羅振玉有關(guān)中國教育史論文的影響至深。
教育史學界一般認為，由“黃紹箕草創(chuàng)、柳治微輯補”完成于1910年的《中國教育史》為我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第一部本國教育史專著。如杜成憲等編寫的《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中即認為:“中國教育史學科的誕生有兩個標志:一是學校中開設中國教育史課程。1904年，清政府頒布并實施了‘癸卯學制’，規(guī)定經(jīng)學科大學堂和師范學堂的教育類課程中，均設有中國教育史課程。二是有了對中國教育歷史的專門研究，主要是有了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中國教育史著作。中國第一本教育史著作是由‘黃紹箕草創(chuàng)、柳治微輯補’，起撰于20世紀初、完成于1910年的《中國教育史》。類似的研究，忽略了蔣黼于1905年連載于《教育世界》雜志上的10卷本《中國教育史資料》。該書后收人《教育叢書·五集》，并有教育世界社單行本行世。筆者認為，蔣氏《中國教育史資料》乃是由我國學者自主撰寫的第一部本國教育史，早于黃、柳合著的《中國教育史》5年。由于是首部，影響中國教育史學創(chuàng)立的起點年限的界定，且該本各大圖書館較少收藏，甚為稀見，本文對之進行簡單的介紹。
一
《中國教育史資料》的作者蔣黼(1866-1911)，字伯斧，祖籍吳縣，出生于淮安，金石學家蔣清翊(字敬臣，著有《緯學源流興廢考》三卷、《洪遵泉志集證》十五卷、《選泉叢說》四卷，曾注《王子安集》)之子，與晚清著名教育家羅振玉相交好，羅氏之孫羅繼祖教授在《庭聞憶略》記載其事甚詳:“祖父和蔣先生訂交也較早，蔣先生初字覷康，后改伯斧，在上述諸人中，祖父和蔣先生的蹤跡最密。并提及羅振玉曾為蔣黼撰《墓志銘》，記述相交經(jīng)過及評價曰:“予交君垂二十年，出處與共，方在淮安寓居，過從無虛日，在上海居比舍，日數(shù)見，當時賢達以人才詢予者，必首舉君以應。故予客粵中、客吳下皆與君偕，出則連較，居則接席。及君來京師，住于吾家者半歲。羅振玉給蔣黼寫《墓志銘》時在辛亥革命之后，其時羅氏已甚不愿再提及自己以及同僚好友諸如蔣黼于教育界的貢獻。事實上，蔣黼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且其行跡多與教育有關(guān)。1896年，蔣黼?yún)f(xié)助羅振玉創(chuàng)辦了農(nóng)學會，作為該會的骨干，于1897年參與創(chuàng)辦了《農(nóng)學報》，出刊至1904年末，1898年至1900年，以農(nóng)學會名義參與創(chuàng)辦了南洋公學東文學社，培養(yǎng)出了諸如王國維、樊炳清(字少泉、抗甫，古文家、商務印書館編輯)、沈絨(字伯聽，翻譯家、巴黎大學法學博士)、薩端(字均坡，翻譯家、革命者)、朱錫梁(字梁任，南社詩人、東南大學教授)等一批人才。1901年，羅振玉創(chuàng)辦教育世界社，編譯出版教科書及我國最早的教育類雜志《教育世界》(刊至1907年末)，蔣黼?yún)⑴c其事，且分期刊登《中國教育史資料》于其上。1904年與羅振玉等任職于兩廣學務處，參與興辦學堂等事宜。1905年至1906年，與羅振玉、王國維、樊炳清等任職于江蘇師范學堂。1906年后，任職于晚清學部，與羅振玉同為四品咨議官，后擔任京師大學堂教習，至1911年病卒。這樣一位深度參與教育活動的學者，蔣黼起意撰寫《中國教育史資料》便在情理之中。至于其著述，羅繼祖說“著作都未能成書”，現(xiàn)只知在敦煌學方面與羅振玉合輯的《敦煌石室遺書》，內(nèi)收蔣黼輯《沙洲文錄》、《老子化胡經(jīng)(殘卷)》等，此外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等論文以及一些跋文。羅繼祖教授因資料所限，所敘蔣氏著述頗有遺漏，據(jù)筆者調(diào)查，蔣黼名下論著尚有數(shù)種:據(jù)羅振玉在《國粹報》所言，他還有《中國貨幣史》(乃中國第一部貨幣專史，見金品元《歷代錢譜目錄》著錄)等著作。他有關(guān)教育學的著述，除《中國教育史資料》之外，有考察日本教育的筆記《東游日記》，另據(jù)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查《蟬隱廬新板書目》尚有《蒙學修身書》署蔣黼編撰，《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總第69號)上載有《修身教科書編篡略》，與《蒙學讀本編篡略》一起只署“兩廣學務處稿”，應為其所撰寫，《蒙學讀本》未署名，疑亦為其所撰。另蔣黼在學部任職時，曾在學部圖書局出版《中國教育史》，時間當在1908年左右，亦早于黃、柳合著的《中國教育史》，該本僅見著錄，依理而推，或為《中國教育史資料》同書異名之作，或為其修訂版，總之與《中國教育史資料》不無關(guān)系。
二
在已知的蔣黼署名或者未署名的教育類著作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10卷本的《中國教育史資料》了，因其成書于1905年，堪稱“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但最近出版的紀念柳治微的紀念文集中有論文，否認蔣著《中國教育史資料》為“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而認為完成于1910年“黃紹箕草創(chuàng)、柳治微輯補”的《中國教育史》才是“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理由是:《教育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篇目為譯稿，依次類推，刊登其上的《中國教育史資料》亦為翻譯之作，譯自日本，而不是原創(chuàng)的中國教育史著作。至此認為《中國教育史》本系原創(chuàng)，故為第一。那么，《中國教育史資料》是不是有日本原著在的二手的譯本呢?經(jīng)筆者仔細查閱《教育世界》及《中國教育史資料》，認為:第一，《教育世界》雜志上多有譯篇，尤其在1901年至1903年所謂“前期《教育世界))’’，但并不能以偏概全以印象代替事實而認為《中國教育史資料》是譯稿。其次，《中國教育史資料》連載于1905年，屬“后期《教育世界滬，其時編譯者比較集中，僅羅振玉、蔣黼、王國維、樊炳清、羅振常等數(shù)人，且經(jīng)多年編輯雜志，《教育世界》雜志上篇目署名的處理還是比較規(guī)范，至少有規(guī)律可循，即:如果是譯本或者節(jié)譯本，不在題下和目錄署原著者及譯者，就附《譯者識》或《編者識》之類注明;如果是有原著可依的改寫本，則不署名;如果僅署中國學者之名的篇目，則一概為其著作而非譯本。以上三種署名的處理情況，例子甚多，恕不舉例，讀者一覽1904年至1907年的近100期《教育世界》雜志便知。《中國教育史資料》題下署“吳縣蔣黼”，與《紅樓夢評論》題下署“海寧王國維”同，又《<教育叢書·五集>總目》之《中國教育史資料》署“蔣黼撰”，同目《論近年之學術(shù)界》等署“以上王國維撰”，而《叔本華之思索篇》則署“譯稿”，整傷如此，可證《中國教育史資料》乃蔣黼所撰而非譯稿。第三，從《中國教育史資料》中的一些用詞，比如“中國”、“我國”、“國朝”等來看，《教育世界》雜志上的譯本中一律保持日文原樣為“支那”等字樣，故《中國教育史資料》非譯稿。再者，蔣黼通不通日文，有無能力進行翻譯還是個問題。當然，從邏輯上講，日本早于國人捷足先登著有中國教育史之類的著作，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蔣黼，蔣黼在多大程度上依之進行改寫、資料的搜集等等都是可以存議的;雖然筆者手中并無相應日文中國教育史之類的著作可供參照，但經(jīng)仔細閱讀《中國教育史資料》，從其內(nèi)容、體例、行文，以及它與羅振玉相關(guān)教育史論文的關(guān)系(下詳)等方面來看，實非翻譯之作。
三
《中國教育史資料》與現(xiàn)在通行的章節(jié)編排不同，而是分成十卷，連載于《教育世界》雜志1905年第15至22期，總第107至114號，連載時間農(nóng)歷為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上旬至十一月下旬，相應公歷時間為1905年9月至12月，其時蔣黼任職于江蘇師范學堂，該學堂開設教育史課程，蔣黼是否講授中國教育史課程，((中國教育史資料》是否為學堂講義，由于資料匾乏，我們不得而知，但與之有關(guān)則可推想而知�！吨袊逃焚Y料》發(fā)表于“教育史”欄目，此前《教育世界》雜志并無此欄目，看來是為蔣黼的這個著作特開辟的一個欄目，也說明“中國教育史資料”與“中國教育史”相比多出“資料”二字，實是被當作不打折扣的“教育史”看待的，前述蔣黼有學部圖書局版《中國教育史》亦可佐證。筆者所讀《中國教育史資料》為《教育叢書·五集》中所輯，頁眉署“教育史”字樣。事實上，《教育叢書·五集》乃《教育世界》雜志第五年即1905年全年的分類匯編，《中國教育史資料》因篇幅較大單獨成冊，頁碼內(nèi)側(cè)亦保留諸如“第十五期七十一”等字樣，即叢書本與原刊雜志版一樣，內(nèi)容一般無二。又據(jù)((教育世界》雜志所附《本社(教育世界社)編譯及經(jīng)售書目》及《蟬隱廬新板書目》所載，《中國教育史資料》另有單行本行世。
《中國教育史資料》以典雅的文言書寫，如前所說全書10卷，146頁，豎排，每頁13列，每列不計空格33字，書中多有列表，全書計約6萬字。書中認為:“中國教育之興，距今四五千年前，為世界開化最早之國�！�，但其時因文獻匾乏，“記載簡略，其詳不可得聞”，故“今言中國教育，斷自周始”。盡管認為從邏輯上講，中國教育史可分為三個階段:“自周至今，中國教育約可分為三大時期。周之時，學校偏于鄉(xiāng)里，人民莫不就學，是為‘學校時期’;漢重鄉(xiāng)舉里選，學校雖立，不過選舉中之一途，魏晉及南北朝皆因仍漢法，是為‘選舉時期’;隋唐以后，專重考試，而選舉之制廢，歷千年以至于今，雖考試之法不同，然大校無甚變易，學校之設不過科舉中之一階級耳，是為‘科舉時期’。‘學校時期’考實行，‘選舉時期’采名譽，‘科舉時期’重文詞，此中國教育沿革之概略也�！珪志頉]有按邏輯順序，而是大致以歷史朝代為斷:卷一為《緒論》與《周》，卷二《秦》，依次為《漢》、《三國至隋》、《唐》、《宋》、《遼金元》、《明》、《國朝》，至卷九，卷十為附錄《歷代之藏書》，為便于了解《中國教育史資料》體例、內(nèi)容，特列表說明如下:
以第一卷為例，具體來看:卷一中《緒論》含《教育之發(fā)源》和《教育之三大期》，《周》分《周室教育之制度》、《教育家》、《諸家》、《學風》，認為“周室教育，為中國最完備之時代”，⑥其“立教之宗旨”為“化民成俗”，并下按語日“此為周代教育普及之確據(jù)，后世立學校者，皆注意于培養(yǎng)人才，此不過教育中之一部分，非教育之全體也�！�，。由此可見蔣黼以“醇儒”立場出發(fā)，懷有濃厚的“周情孔思”，其據(jù)經(jīng)傳對周室教育的描述也體現(xiàn)了他的教育理想，認為其“設教之綱要”為“德、行、道、藝”;“施教之方法”為“禮(所以防民之偽而教之中)、樂(所以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政(所以一其行)、刑(所以防其奸)”。蔣黼以經(jīng)為史，考出其“教育之種類”，其中“普通教育”有胎教、小學、大學、女子教育等項，“專門教育”有兵學、農(nóng)學、工學、卝學、醫(yī)學;并分別以學校、學官、弟子、學齡及學年、學科、考校、登進、細罰8項列表介紹國學和鄉(xiāng)學情況。認為“周室東遷，王跡既熄，夷陵至于春秋之季，國家學校盡廢而民間之教育家出焉”，其所說的“教育家，，即“民間之教育家”，為孔、孟、荀，其他楊、墨、兵、名、法、老為諸子，其學說“以補偏救弊，然往往矯枉過正，駁而不純�！碧貏e單列屈原，認為“雖無關(guān)教育，然上繼《三百篇》，下開漢魏以后辭賦之學，固文學界之以改革家也。”此僅卷一大概，其他各卷特點可見一斑。
《中國教育史資料》，至少其寫周秦部分，受羅振玉影響至深，或者說蔣、羅二人相互影響，可以羅振玉在《教育世界》的論文《周官教育考》(第76,78號)、《孔子傳》(第73號)和《秦教育考略》(第80號)等為證，希讀者揀出對照閱讀，此處因篇幅所限從略，詳敘請待他篇。因為羅振玉此等論文一般學者難見，且揭示其與《中國教育史資料》的關(guān)系可印證后者并非翻譯，故特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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