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李逵是宋江的忠實追隨者,從素不相識、相知相惜、江洲城劫法場到共赴梁山大義直至一杯藥酒同年同月同日死,他們的關(guān)系撲朔迷離,耐人尋味。
一、相識
李逵向往的生活是“大碗吃酒,大塊吃肉”的江湖好漢生活,而江洲城獄卒的微薄收入顯然無法滿足他既要贍養(yǎng)老母又要花天酒地的愿望。當(dāng)江湖上素有仗義疏財之名的及時雨宋江出現(xiàn)在他面前時,不由得他眼前一亮。而宋江的行為也沒叫李逵失望,不但花銀子請他和戴宗喝酒,還貼補其日常零用。宋江于李逵而言,就像一扇開啟和實現(xiàn)愿望的門,有了宋江,他樸素的愿望就能得到暫時的滿足。這也就是為何劫法場時李逵出力最多的內(nèi)因。他舍命周全了宋江的性命,也就確保了自己樸素的愿望得以延續(xù)下去。
二、相知
宋江做上梁山頭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這充分反映出他與晁蓋在革命思想上的不同。他的這一舉動無疑是在為日后朝廷招安做準備、打基礎(chǔ),也是他封建功名思想的一種延伸。而天天把“殺上東京,奪了鳥位”掛在嘴邊的李逵,無疑更適合晁蓋的“聚義廳生活”,宋江對朝廷唯唯諾諾的態(tài)度也讓李逵對宋江多多少少感到陌生。一個一心歸順朝廷,期望建功立業(yè),博個封妻蔭子功名的人,應(yīng)該是極力反對“殺上東京,奪了鳥位“這樣的噪音存在的。但宋江偏就沒有反對,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梁山好漢絕大多數(shù)是被”逼上梁山“的,李逵的”殺上東京,奪了鳥位“喊出了絕大多數(shù)梁山好漢的心聲,宋江如出面對李奎的言行進行制止,勢必會破壞他的“黑社會大哥”形象,造成內(nèi)部紛爭,在朝廷未對其招安前就導(dǎo)致革命的失敗和流產(chǎn);二是梁山好漢中有兩大陣營,一部份是被梁山或使用卑劣伎倆哄騙上梁山的朝廷將領(lǐng)或梁山以為號召力的豪強地主如盧俊義等,他們對朝廷并無反心,更多地認為朝廷腐敗是奸臣作祟,在與朝廷作戰(zhàn)中,一方面想通過自身英勇的作戰(zhàn)行為向朝廷表明他們不是“窩囊廢”;一方面將對奸臣的恨化作巨大的作戰(zhàn)動能,迸發(fā)出攻城略地的無窮威力;另一部份是“逼上梁山”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如武松、阮氏兄弟等,他們對朝廷昏庸腐敗感受最深,革命思想亦最徹底,在與朝廷作戰(zhàn)過程中,他們表現(xiàn)最英勇,推翻舊政權(quán),建立新體制的愿望最強烈,李逵就是這個陣營的一個突出代表。李逵的性格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殺紅了眼六親都不認,如賺朱仝上山那一段;一方面他對貧苦人民群眾有著極深的感情,假李逵一套虛假說辭讓他動了惻隱之心,假宋江強搶民女讓他不惜和心中偶像宋江翻臉。從假宋江強搶民女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李逵對宋大哥佩服的是五體投地,不允許有一點點損毀宋老大形象的事情發(fā)生,通過這件事,更以李逵的魯莽發(fā)難,宋江的機智化解、李逵的負荊請罪,襯托出宋江的“光輝形象”,李逵在跟隨宋大哥鬧革命的過程中,已從最初對“小資生活”的憧憬成長為和宋大哥的相知相惜、情深意重。
三、覺悟
李逵如果不遇到宋江,也許就會懷揣著對社會的怨恨和不滿,喝個酒、打個架,懷著無力贍養(yǎng)老母的愧疚在江洲城獄卒的崗位上終了一生?梢哉f:“是宋江給了他一段多姿多彩的強盜生活,讓他的反抗性得到了啟蒙”,有人說宋江是怕自己死后李逵再反,才將李逵喊來毒死的。對這個觀點我也贊同,但宋江出發(fā)點可能并非是怕李逵在他死后反朝廷成了氣候,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怕他毀壞了自己梁山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的名聲。李逵的作戰(zhàn)勇猛人所共知,但沒了宋江、吳用的思想做后盾,即便反了,也很快就會被剿滅。宋江通過這一舉動,將自己的封建忠君思想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亦通過這一行動強迫李逵兌現(xiàn)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諾言!李逵喝下藥酒的那一刻,終于明白了宋大哥的良苦用心,也終于從宋大哥身上找回了“曾經(jīng)迷失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