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漕運，即是通過海道、河道運輸糧食。應該說它實際上是我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遠在秦漢時期，我國史書上就已經有了關于漕運的記載。漢司馬遷的《史記平淮書》中寫道：“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唐玄宗天寶初年，通過漕運干線——大運河調運的糧食每年就達400多萬石。杜甫在其《后出塞》中有“云帆轉運海，水稻來東吳”之句，就很能說明問題。宋朝初年每年漕運的糧食亦在600萬石以上，至宋真宗、仁宗時則已達800萬石。
漕糧即是京城皇室貴族、王公大臣們的口糧，也是駐扎在京城軍隊的給養(yǎng)來源。沒有漕糧的供應，歷史上的北京連一天也維持不了。而漕運不僅維持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也促使了南北物資的交流、繁榮，乃至文化和民俗風情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本文僅就歷史上的漕運與北京城，特別是漕運的興衰與北京商業(yè)中心變遷的關系作一點論述，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漕運與金中都城的商業(yè)中心
公元12世紀初，遠在東北的白山黑水一帶繁衍生息的女真族建立了以阿骨打為首的女真族政權，國號金，并建都于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縣）。貞元元年（公元1553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又決定正式遷都燕京。
其實，早在1151年，即金主完顏亮天德三年時，就已經派劉浩、劉彥舟等負責燕京（原遼南京城）的修筑工程，并模仿北宋汴京——開封的宮闕制度進行修筑。換而言之，金中都城在因襲遼南京城時，將東、南、西三面予以擴展，其宮城的建筑規(guī)制、形狀、尺度，乃至彩飾等均按汴京的式樣進行修筑，富麗堂皇、備極奢侈，“其宮闕壯麗，延亙阡陌，上切霄漢，雖秦阿房、漢建章不過如此” (侯仁之主編：《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263頁)。
金中都城是在北京原始聚落的舊址上發(fā)展起來的最后一座大城，并由此開始，北京成為封建王朝正式都城的歷史。它統(tǒng)轄涿、易、順、薊、通州、平州、灤州、雄州、安州、保州、遂州、安肅等。
公元1153年金主海陵王完顏亮正式遷都燕京，擴展城市，使城坊由原遼南京城的26坊增到62坊，城市的總土地面積達到了21.5%平方公里，人口也迅速增加，在泰和七年（1207年）中都城的人口數(shù)已達40萬人。
龐大的官僚統(tǒng)治機構和眾多的城市人口，當然需要數(shù)量可觀的糧食和其它物資來供其消費。盡管金朝在當時的中國僅統(tǒng)治著淮水（河）、秦嶺以北的廣大地區(qū)，但還是想盡了辦法把華北平原北部的糧食，經由衛(wèi)河、滏陽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再經由海河相繼匯集到當時的海濱，然后循潮白河（潞水），逆流而上，輸送到通州。當時，每年的漕糧數(shù)字，少則數(shù)十萬石，多則百余萬石。如此巨大數(shù)月的漕糧雖可依靠天然水路進行運輸，但是從通州徑西，抵達中都城約25公里的路程，就得依靠陸運。這不僅需要一筆龐大的財政開支，而且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金大定十年（1170年），有人提儀開盧溝水（今永定河）以通京師漕運。但是中都城的平均海拔高出通州約20米，潮白河水又不能西引，或者說，必須在中都城的一端尋找新的水源，才能順著地形的高下流至通州，與北運河相接。
如上所述，由于地形比降甚大，因此便沿河設置了入座閘壩，以節(jié)制流水�！敖鸲加谘�，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為閘以節(jié)高良（梁）河、白蓮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其通漕之水……皆合于信安海堧，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閘，十余日而后至京師”(《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因此，又稱“閘河”。同時，又有可能將高梁河上游的另一分支，再經由人工開鑿的引水渠，注入中都城的北護城河，然后再把北護城河東延與閘河相接。這樣，通州的糧船，便可以直接運抵中都城下。雖然如此，閘河仍常因上游水量有限，難免出現(xiàn)淺滯，當時的漕運仍不得不兼用車輛陸運。
遠在唐幽州城、遼南京城時期，其商業(yè)就相當繁榮。地處華北太平原北端的幽州，地處東北、蒙古高原、華北平原三大地理單元的交接點，交通地理形勢至為要沖，亦是內地漢族人民與東北、蒙古各族人民交往的重要場所和貨物的集散地：內地的農產品和手工業(yè)產品從這里輸往“塞外”，而東北、蒙古各族的牲畜、皮革等，則由幽州輸往內地。因此幽州既是中國東北部的商業(yè)都會，而且還是一個外貿中心。據(jù)房山區(qū)云居寺石經版上的題記說明，幽州市場的行業(yè)很多，計有：白米行、大絹行、彩帛行、絲帛行、屠行、炭行、生鐵行、磨行、布行、果子行、肉行、染行、幞頭行、靴行、雜貨行、新貨行、油行等。唐代中葉，在幽城城的北部便已形成了一個較為繁榮的商業(yè)區(qū)。它以檀州街為中心，且一直沿續(xù)到遼南京城、金中都城。
完顏亮于貞元元年（1153年）遷都中部城之后，當年即“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并“各征錢有差”(《大金國志》卷四十)，凡中都城內空地，都由金朝的文武官員及其爪牙等設市征稅，市場不僅只有城北一處了。史書記有“戶口安堵，人物豐庶”“陸海百貨萃于其中”(《金史·業(yè)宗紀下》)。在這里聚居有漢人而外，包括女真、蒙古、契丹、渤海、回鶻和朝鮮等少數(shù)民族的商人。但是，最大的市場仍在城北。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二月，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不聞樂聲，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聯(lián)前將旨興德宮，有司請由薊門，聯(lián)恐妨市民生業(yè)，特從它道。顧見街衢門肆，或有撤毀，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勿復撤毀。’”
興德宮在中都城東北、光泰門內，施仁門、彰儀門之間的東西大街之北。金世宗從宮城去興德宮必經此街。而在金世宗出行經過街市時，競“不聞樂聲”，“街衢門肆或有撤毀，障以簾箔”說明街市原來熱鬧非常，甚至還有歌舞、戲曲演唱等，但卻“以妃故禁”，故爾“妨市民生業(yè)”“廢其生計”。由于金政府的鼓勵和漕運的開通，水道比較完備，中都城的商業(yè)得到了較快的發(fā)展。這可從政府征收商稅增多的數(shù)字中得到印證。大定年間，中都稅使司歲可獲商稅164440貫，到承安元年（1196年）便增至214579貫。當時中都城內還出現(xiàn)了擁有資金六、七萬緍的大商人(緍（min）,古時穿銅綫的繩子，1000文為一緍)。這說明當時中都城的商貿活動非常活躍。
顯而易見，中都城商貿活動，特別是城北市場的繁榮，與漕運的開通亦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二、漕運與元大都城的商業(yè)中心
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出兵南下，并攻破了中都城，皇城宮闕毀于兵燹。以后過了約半個世紀，才又決定從蒙古高原上遷到燕京，并在中都舊城東北郊外，以金離宮的瓊華島為中心另筑新城。這就是元大都城。蒙古人稱之為“汗八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大汗之城”。
在我國歷代都城的規(guī)劃建設中，元大都的平面設計，可以說是最接近《周禮·考工論》中所提出的理想設計方案的。這就是：“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大都城的外郭城周長28600米，南北略長，呈長方形。南墻在今北京東西長安街南側，北墻在今德勝門、安定門一線以北5里處，至今尚有殘存遺跡可見（已辟為“元土城遺址公園”）；東墻和西墻分別與東直門和西直門所在南北向的垂線相重合，東、南、西、北四面共開11門（其中北面只開二門），城門之間辟有干道，形成縱橫交錯猶如棋盤的街道，連同順城街在內，全城共有南北干道和東西干道9條（即“九經九緯”）。其中的正門內的干道，越過宮城中央，向北直抵“中心臺”形成了大都城規(guī)劃建設的中軸線。而由“中心臺”向西，沿著積水潭的東北岸，又開辟了全城唯一的一條斜街。干道一般寬25米左右，胡同寬6—7米，縱橫交錯的街道形如棋盤，將全城劃分成50坊。全城整齊劃一，井然有序。
大都城是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戶口大幅度增加，至正年間大都的人口過83萬，極盛時期的泰定四年（1327年）達到了21萬戶，95萬人(侯仁之主編《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269頁。)。如此龐大的人口自然需要大量的糧食消費，元朝政府每年都需從江南運來大批的糧食，最多時曾達300多萬石。大都還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業(yè)中心，全國各地以及外國的許多商品、貨物都通過海運、河運、陸運，集中到這里。有史書形容元時商貿情況：“東至于海，西逾于昆侖，南極交廣，北抵窮發(fā)，舟車所通，貨寶畢來”(程鉅夫，《姚長者傳》，《雪樓集》卷七) 。馬可·波羅在游記中也稱贊大都乃“商業(yè)繁盛之城”，“外國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當時的大都城不僅是中國的商貿中心，甚至是世界的商貿中心之一。
大都城內有各種集市30多處，但最主要的市場有三處：一處是城市中心的鐘、鼓樓及積水潭（海子）北岸的斜街市一帶；一處是大都城西南順承門內的羊角市（在今西四南）；再一處是大都城南部的樞密院角市（今東四一帶）。緊傍著大都城的則有“文明（門）為舳艫之津”，“順城（門）為南商之藪”，“平則（門）為西賈之旅”，齊化門外“江南直沽海道來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止，趨之者如歸，又漕運歲儲多所交易，居民殷實”(《析津志》，轉引自《日下的聞考》卷十八)。
毫無疑義，在大都城內所需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中，糧食是最大宗的。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中書省契勘：“大都居民所用糧料，全藉客興販供給”。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御史臺又奏：“大都里每年食用的糧食，多一半是客人從迤御河里搬將這里來賣有……”(《拘滯東船》，《通制條格》卷二十七)且大都來自江南�！对贰な池浿尽肪驼f：“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wèi)士編民眾，無不仰給江南�！币虼�，運河漕運和海運不僅成了輸送江南物資的兩條經濟的大動脈，而且還直接影響著大都城商業(yè)的繁榮和它的布局。
元世祖忽必烈統(tǒng)一了中國之后，便采納郭守敬的建議先后鑿通了通惠河——由大都城至通州，長約20多公里；通州運糧河（從通州南入大沽河西接御河）、御河（從直沽南至臨清）、會通河（臨清至東平，長約250公里）、濟州河（由山東東平至濟寧，接泗水入淮河），再與南方原有的運河相接。這樣，便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互相貫通，形成了南北經濟交通的大動脈。南來的漕船經麗正門與文明門之間的南水門進入大都城，再沿皇城東經萬寧橋（海子橋）進入積水潭（海子），甚至形成“舳艫蔽水”的壯觀場面，“川陜豪商，吳楚大賈，飛帆一葦，徑抵輦下”(李洧孫：《大都賦》，《日下舊聞考》卷六)。
南來的漕船經北運河、潮白河上溯，在張家灣、潞縣分別由文明河、通惠河西運：一路由沿溫榆河繼續(xù)北上，由東、西壩河轉漕。東、西壩河即今東三環(huán)北路西壩河的前身，是元大都初建時重要的漕船水道；另一路即由通惠河至積水潭。元至大四年（1311年）改通惠河木閘為石閘。大規(guī)模治理通惠河的舉動，正說明在元代中期以后，通惠河為大都城的漕運起了主要作用。
元代大都城內的積水潭，是通惠河最大的終點碼頭�！颁钸\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明）吳仲撰：《通惠河》卷下，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2年3月，14頁) 。元人傅若金在《海子》一詩中寫道：“舳艫遮海水，仿佛到方壺�！迸c《元史》所記載的“舳艫蔽水”，都反映出積水潭碼頭的繁盛。元代的積水潭“以石甃其四周”，沿岸都用條石砌護，延祐六年（1319年）和泰定元年（1324年）都曾興工砌筑（近年都曾在新街口豁口外，地安門商場地下發(fā)現(xiàn)條石護岸）。
上述情況表明，運河不僅影響著元大都城的商業(yè)發(fā)展及其地域布局，而且直接影響了元大都內倉儲的分布——其倉儲分布多偏東半城，而且集中在海子周圍。面積頗大的萬億庫，雖在西部肅清門內，但也南瀕積水潭。而城東南文明門內的文明行用庫和通惠河西的倉庫，則有可能是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后隨著通惠河通航才逐步修筑的。如“豐裕倉，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月內，于海子岸東胭粉庫置倉廒、倉赤，輪流管領收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為收江淮財賦府糧斛，倉房窄狹疎漏，并文明外豐裕倉內收貯”(《析津志輯佚·工局廩》，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45頁)。至元三十年（1298年）在“皇城東河沿建漕倉”，文明門外也有卸貨太倉和京師各倉的碼頭。
元代政府在發(fā)展運河運輸?shù)耐瑫r，還大力經營海運。其船只從江蘇的劉家港開航北行，至海河口的直沽，再轉北運河、通惠河至大都城。海運比之河運或陸輓不僅“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制江南。據(jù)《元史·食貨志》載：“海運的糧食數(shù)，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時為4.6萬余石，到天歷二年（1329年）即達35萬余石”(《元史·食貨志》海運)。所以，海道航運亦是元代轉輸江南糧賦的重要水道，且是“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丘睿，《大學衍義》)。
三、漕運與明清北京城的商業(yè)中心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將徐達、常遇春率軍攻陷大都城之后，為便于軍事上的防守，將原先比較空曠、人口也較為稀疏的北城部分放棄，即在北面土城以南五里處（今安定門——德勝門一線）沿元代壩河南岸另筑新城。從而形成了后來明北京城的北城墻。這樣做的結果，一是將原大都城西北原屬于積水潭（海子）的一大片水面被隔在了新筑的北城墻外，也因受水面的制約，北城墻西北角形成一個斜角。二是使原先位于積水潭北側，鐘鼓樓一帶的斜街市場局促于西北隅，更因后來積水潭不再是南北大運河的終點碼頭，而使斜街市迅速萎縮，商業(yè)中心的格局隨之也發(fā)生重大變化。
明太祖分封于燕地的皇四子，即“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北平，發(fā)動“靖難之役”，南下奪取王位，是為明成祖。在決定遷都北平之后遂對原元故宮進行了全面的改造——拆毀元皇宮，并將新建的宮城、皇城的整體位置南移。而對漕運影響最大的是將原位于元蕭墻（皇城墻）之外的一段運河包入皇城之內，至使南來的漕船再也無法“徑抵輦下”，甚至到了明嘉年間，將大運河修抵北京時，也只能止于城外的大通橋下。漕船和商船無法進入城內，更進不了積水潭，依賴于大運河碼頭的中心商業(yè)區(qū)也就日漸衰落，終致無法恢復。不僅如此，中心商業(yè)區(qū)也由皇城北面的鐘鼓樓地區(qū)，遷移到皇城北門——地安門外和南門——大明門前一帶（朝前市）。
蔣一癸在其《長安客話》中說：“大明門前棋盤天街，乃向例之象也，衙府部對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轂擊，競日喧囂，此亦見國門豐豫之景�！眲⒍�、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也說：“朝前市者，大明門之左右，日日市，古居賈是也�！�
不僅如此，“永樂初，北京四門，鐘鼓樓等處各蓋鋪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貨，總謂之廊房”(查慎行《人海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90頁)。北京的經濟和商業(yè)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尤其是前三門（崇文門、正陽門、宣武門）關廂地區(qū)迅速擴展開來。明弘治中的北京已是“生齒益繁，物貨溢滿，坊市人跡，殆無所容”了(吳鸞：《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家藏集》卷45)。而前門內外則已成為全城最繁華的商業(yè)區(qū)。正因為“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所以才有明嘉靖年修筑外城的舉動。
清兵入城伊始，清廷推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即在內城圈地，安置八旗軍隊，“八旗投充漢人不令遷移外，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外城）居住”并限定“來歲歲終搬盡”(《清世祖實錄》卷40)。清廷的這一政策促使了前門商業(yè)中心的發(fā)展——正陽門前棚房比櫛，百貨云集，成為京城最主要的商業(yè)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時期，通惠河的漕船難以進入積水潭之后。大通橋便成了一個漕船集結轉運之地。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為了使漕糧的大通橋轉運至東直門、朝陽門一帶的京倉——裕豐倉、儲運倉、太平倉、祿米倉、萬安倉等處，便又一次疏竣了東護城河。直至海運和鐵路運輸興起，取代了運河。
從以上簡單的論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元、明、清四代，北京作為國家都城的所在地（金時中都城還只是中國北半部的首都），其市場的位置按照傳統(tǒng)的規(guī)劃都有所部署，但其商業(yè)中心的所在地，乃至其興衰、變遷都無不與歷史上的漕運的興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是文化的基礎，商業(yè)經濟繁榮所帶來必然是文化的繁榮，這是我們在研究歷史上的漕運文化所必須注意的。(朱祖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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