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離開我們已經(jīng)五年多了。他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慈祥的愛撫和教誨，更重要的是他對革命事業(yè)的獻身精神。
我們小時候，父親對我們非常和氣，從來沒有打過我們。我們有時候也淘氣，他一生氣，最厲害的手段就是說：“我走了。”由于平時他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多，而我們又很喜歡和他在一起，所以他一說“要走”，我們就趕快認錯。
父親很重視對我們的教育。盡管他工作忙，但每次我們學(xué)校開家長會他都參加。他特別注意培養(yǎng)我們的勞動觀點和干活能力。他不僅給我們講新安小學(xué)的師生自己動手蓋房子，向泥瓦匠師傅學(xué)習(xí)建造“月亮門”的故事，還給我們買來錘子、鉗子、鋸子等工具，帶我們一起制作玩具，修理家具。
有一年中秋節(jié)，皓月當(dāng)空，父親帶我們弟兄倆去北海公園劃船。湖岸上彩燈繽紛，水面上浮光躍金。在這良辰美景之中，他卻向我們講述了他自己飽受艱辛的青少年時代。祖父早逝，祖母靠制毛筆、賣雞蛋維持生計，讓四個孩子上學(xué)讀書。將他們拉扯成人。祖母支持父親遠走他鄉(xiāng)，父親到南京前她殺了家中當(dāng)時唯一的一只下蛋的母雞送行。講到此處，父親的眼中涌出了激動的淚水，使我們至今難忘。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父親在北京工作期間，總是住在辦公室，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才回家。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他負責(zé)普通話語言訓(xùn)練班的工作，對來自全國各地的干部進行輪訓(xùn)。他不但自己學(xué)，而且到處動員大家講普通話。后來他調(diào)到廣東民族學(xué)院工作，盡管工作性質(zhì)變了，還是不厭煩地做推廣普通話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后，我們非常擔(dān)心他的處境，常常寫信詢問他的情況，他每次來信總是樂觀地講，相信他的問題會水落石出，撫心自問沒有做過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事。后來，有很長一段時間音訊全無。在這場浩劫中，我們家也被拆散了，媽媽下干校，我們弟兄倆被下放到黑龍江插隊。
一九七○年十一月，父親被宣布“解放”。十二月底，我們從冰天雪地的大興安嶺，來到了四季如春的海南島。在五指山下阿陀嶺“五七”干校，和久別的父親重逢。我們見到的是一位鬢發(fā)斑自、滿臉皺紋、牙齒脫落、彎腰駐背的老人，不禁一陣陣心酸，父親的身軀和容貌完全變了。聽周圍的人講，動亂一開始，他就被打成“走資派”，關(guān)進“牛棚”勞改。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遭受了造反派最殘酷的迫害，天天晚上被揪出去批斗和毒打，被打得遍體鱗傷。天氣炎熱，又得不到治療，眼看著傷口潰爛。許多好心人看到都私下傷心落淚，說：“這老頭快不行了�！彼伊艘稽c桑枝熬水，擦洗傷口，居然也一天天地好起來了。他憑著對正義事業(yè)的堅定信念和頑強意志活了下來，還收藏了一顆被打掉的牙齒。
我們?nèi)以诎⑼訋X住了兩個月，這也是父親患病前我們和他生活的最后兩個月。在共同生活的這些日子里，我們發(fā)現(xiàn)父親的身體雖然受了嚴重的摧殘，但對革命事業(yè)的信念絲毫沒有減退，他還是過去我們所熟悉的父親。他喜歡唱歌，愛好旅游，一直堅持體育鍛煉。
短短的兩個月很快過去了，我們告別了父親回到黑龍江。我們感到，父親的心雖然年輕，但他人畢竟老了，常常引起我們的懷念和擔(dān)憂。
果然，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我們接到關(guān)于父親“腦出血，病�！钡碾妶�，心急如焚地趕到海南自治州醫(yī)院。他患了嚴重腦出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經(jīng)過醫(yī)院大力搶救四十多天，才清醒過來。他睜眼看著床邊的親友和同志，說不出話來，用手不停地寫著兩個字。我們看了半天才辨認出來，寫的是“左林”。以前，找父親外調(diào)的造反派講了左林叔叔許多壞話，父親一直不相信。這時，他還惦記著左林叔叔的問題是否得到解決，可是左林叔叔當(dāng)時還未解放。
危險期過后，他仍然不能講話。右半身嚴重癱瘓，大小便失禁。我們把他從海南接到北京養(yǎng)病。他常年躺在床上．吃飯要人喂，翻身要人幫助，患這樣的疾病是極為痛苦的。一次，我讀王觀瀾在延安與疾病作斗爭的回憶錄給他聽，他激動得徹夜未眠。我見他沉思不語的樣子有些擔(dān)心，怕他受刺激過大，就輕輕問他在想些什么。過了一會兒，他才一字一頓地回答：“活——下——去�！睆拇艘院�，他配合治療更為主動，除了打針、吃藥以外，沒事就作被動運動，用左手握住瘓癱的右手，舉起再放下，一口氣作幾十遍，上百遍，還利用我們自己制作的運動器械進行鍛煉。他時常講：“我要看《本草綱目》�！彼肟磿约貉芯恐尾》椒āＫ愿锩鼧酚^主義精神與疾病進行頑強的斗爭。
這時，組織上和“新旅”的叔叔阿姨格外關(guān)心他，常來家中看望，每次都激動得流淚。人們走后他還一遍一遍地問：“他們走了嗎?”流露出戀戀不舍之情。
1979年6月，淮安縣新安小學(xué)舉行建校五十周年慶�；顒�，特地發(fā)來了邀請信。由于考慮到父親嚴重的病情，邀請的對象指明是我們弟兄倆。我們把邀請信拿給他看，父親高興地說：“發(fā)賀電”，閃著淚花的雙眼久久地凝視著邀請信……他是多么想去看看曾經(jīng)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多么留戀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啊!可是他重病在身，怎么去得了呢!?他激動地向我們表示死后要把他的骨灰安葬到淮安的愿望。
父親在床上躺了八年，始終沒有能下地走一步路。最后二年由于腦軟化，健廉狀況一天不如一天，終于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友誼醫(yī)院逝世。
父親去世后，我們整理他的遺物。一塊戴了四十多年的手表，幾件換洗的衣服和一些書籍、筆記本。還發(fā)現(xiàn)了幾張他向印度支那銀行捐款的收條。這是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連續(xù)幾年，每月都以“一個中國的國際主義者”署名，給那里寄去五十元匯款，用以支援那里的民族解放斗爭的物證。父親平時生活非常簡樸，但是看到同志、朋友經(jīng)濟上有了困難，從來都是慷慨解囊。他每月的收入總拿出一部份派這個用場。一九七二年，他在重病中，有一位朋友來信訴說了自己的困難處境。我們念完信后，他流淚了，費了半天勁才說出一句話：“給他寄錢�！�
回憶父親。我們感到和他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了，對他的了解也太少了。在我們眼里，父親既有平常人的喜怒哀樂、興趣愛好，又有一個革命者對理想永無休止的追求和奮斗。這正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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