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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是什么時候戴上手表的，現(xiàn)在不得而知。有人說，還在黃埔軍校時，他就戴表了，因為他當政治部主任時，要掌握時間，而軍校紀律嚴明，他作為部門負責人，必須得遵守時間。也有人說，他在上海領(lǐng)導地下斗爭時，要不斷化裝、變換身份，一會兒普通市民，一會兒富商闊老……他扮演富商闊老時手腕上就不能不戴一塊手表：因為你要扮得像才行。不過，1997年筆者在北京全國工商聯(lián)宿舍拜訪1928年曾任周恩來秘書的黃玠然老人時，黃老告訴筆者，那時周恩來為了裝闊老，還真的通過熟人關(guān)系從手表店租過手表。我還曾追問黃老，手表好出租嗎？既是通過熟人，那還會收錢嗎？黃老笑著回答我說：“到底給沒給錢我也說不上。”
  這一信息告訴我們：周恩來至少當時應(yīng)該沒有屬于他自己的手表。
  手表，就我國國民來說，早年它確曾是個稀罕物，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們這里的男女青年在結(jié)婚時還曾把它作為三大件之一。也有“三轉(zhuǎn)一響一咔嚓”五大件之說。三轉(zhuǎn)是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一響是收音機，一咔嚓是照相機。改革開放后，人們富裕了，才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照相機”這四大件之說，手表才不被人們那么重視了。不管怎么說，在周恩來的時代，手表都是屬于人們貴重的日用品、稀罕物。由于他投身革命，后來又擔任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幾十年，因此，他就必然留下許多與手表的故事。
  宋慶齡送一塊金表　險些“送”了他的命
  1927年4月坐鎮(zhèn)南京的蔣介石背叛革命后，就大肆在上海屠殺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志士，到了是年7月，坐鎮(zhèn)武漢的汪精衛(wèi)也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召開“分共”會議，捕殺仁人志士。既具謀略又具膽識的中共杰出領(lǐng)導人周恩來臨危受命，擔任黨的前委書記�？墒蔷驮谒麖纳虾Ｃ孛軡撏�武漢參加黨中央的會議時，遇上了反動軍隊何健部的追捕。情急之中，他被迫躲進漢口的宋慶齡公館，才得以脫險。
  7月25日晚上，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事部部長周恩來在參加了中央的有關(guān)會議后，便肩負使命，從武漢潛往九江，去籌劃和領(lǐng)導南昌起義。當時武漢三鎮(zhèn)黑云壓城，特務(wù)、軍警、憲兵幽靈似的出現(xiàn)、游蕩在大街小巷、車站、碼頭。為躲避這些反動鷹犬的耳目，周恩來化妝成一位富商闊老，戴上一副墨鏡，手拿一根高檔的文明棍。其實，這根文明棍又叫“二人奪”。即從外表上看是一根手杖，但在情況危急之時，執(zhí)杖者只要卸下杖頭彎把，杖下部分就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可以近距離直刺對方心窩。他頭上戴一頂巴拿馬式草帽，由孫夫人宋慶齡坐自己的專車送他到江邊碼頭。臨上船時，宋慶齡特意抹下自己手腕上的一塊金表和一顆藍寶石鉆戒交給周恩來。她的用意很明確：期望周恩來裝得更像闊老；再者，領(lǐng)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也更需要走時準確的手表。
  “嗚——”長江客輪一聲長鳴，啟錨順江東下。坐在頭等艙里的周恩來憑窗回首，武漢三鎮(zhèn)完全融進一片燈火之中。他思潮滾滾又萬分感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蔣介石、汪精衛(wèi)的先后叛變而失敗了，革命將轉(zhuǎn)入低潮。由中山先生開創(chuàng)的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從此也結(jié)束了。自古“道不同，不相為伍”。周恩來因此憤而辭去了蔣介石委任他的國民政府財政經(jīng)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wù)�，F(xiàn)在他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代表去南昌發(fā)動起義，要以革命的槍桿子去對付蔣介石、汪精衛(wèi)的反革命槍桿子！
  江輪在夜色中航行，武漢的燈光漸漸消失在船尾。江水不住有節(jié)奏地拍打著船舷。周恩來雖坐于艙內(nèi)，心情卻如同滾滾江水，難以平靜。大約半夜時光，江輪靠上了黃石港，船還沒有停穩(wěn)，突然船上大亂起來。周恩來和一同潛行的陳賡兩人同時一躍而起。陳賡條件反射似的拔出手槍，撲到艙門口，用身體死死抵住了艙門。周恩來心里明白：南昌起義關(guān)系到革命的前途和命運，這是頭等大事！現(xiàn)在，這里的情況不明，千萬不能因小失大。想到這里，他立即低聲命令陳賡：“收起槍，不用慌。”
  陳賡剛把槍收好，艙門就已被敲得山響。周恩來示意陳賡開門，門一開，一下就擠進來三個人：一個是船長，另兩個手里都提著盒子槍，艙門外還站著幾個賊眉鼠眼的家伙，一副劍拔弩張的架勢。
  周恩來沉著而又冷靜地問：“先生們夜半更深地來我這里，想必有什么貴干？”
  船長皮笑肉不笑地對周恩來說：“二位別急，這兩位先生是——”
  “我們是唐生智司令手下的鏟共團，奉命捉拿你們這兩個共產(chǎn)黨�！币粋�手提盒子槍的家伙趾高氣昂地搶過船長話頭。
  周恩來一聽不由在心底打了一個冷戰(zhàn)：難道中央出叛徒了？！這次他前往南昌發(fā)動武裝起義只有四、五個我黨中央的領(lǐng)導人知道，自己連對妻子鄧穎超、我們黨最可信賴的朋友宋慶齡都沒透露一星半點。不過，他畢竟是經(jīng)歷過無數(shù)大風大浪的人，所以很快鎮(zhèn)靜下來以便集中精力應(yīng)付眼前情況。這時，那不尷不尬的船長又說話了：“你二位老總別誤會，”說著，他用手指著周恩來和陳賡說，“這二位是常坐我的輪船跑碼頭做生意的人，不是共產(chǎn)黨�！憋@然，他是在編瞎話討好周恩來。
  手抓盒子槍的那家伙斜瞪了船長一眼：“你憑什么說他們不是共產(chǎn)黨？你敢擔保嗎？”船長又像搖頭又似點頭似地支吾著。周恩來放下他手中的手杖，沒事似的湊上來笑著說：“二位說我們是共產(chǎn)黨，總得有個什么證據(jù)吧？喏，這是我的名片。”說著，他就將事先準備好的假名片遞了過去。那提槍的家伙見上面印的是“上海三慶堂珠寶玉器店經(jīng)理　趙光華”幾個字，就抬起頭向周恩來瞅了瞅，咧咧嘴說：“對不起，趙經(jīng)理，兄弟這是奉命行事，還要委屈二位跟我們上岸走一趟！”
  這時，一直警惕地站在一邊的陳賡急了，忙居高臨下地嚇唬對方說：“混蛋，我們趙經(jīng)理和你們的唐司令員是拜把兄弟，你們?nèi)菒懒颂扑玖睿�小心你們的腦袋搬家！”
  然而，聽了陳賡這樣的恫嚇，兩個家伙仍然無動于衷，依然一副不依不饒的架勢。但是，周恩來也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他心里思索著：這兩個家伙，連唐生智也不放在眼里，肯定不是他們自己說的唐生智手下的什么鏟共團。那么他們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們要干什么呢？而就在周恩來思索之際，那兩個家伙見周恩來沒動身子來火了，“咔、咔、咔”地將子彈推上了槍膛，并立即把槍口對準了周恩來。陳賡更急了：萬一這幫歹徒失手走火怎么得了！周恩來可是……他不敢再想，立即不顧一切地跨前一步，用他那粗壯的胳膊將那歹徒手臂往上一抬。誰料想，那家伙的槍是一支已經(jīng)老掉牙的破槍，剛一碰，子彈就飛出了槍膛，“呯”的一聲打穿了客輪的艙頂。
  槍一響，船上頓時亂了起來！原來在艙外的幾個歹徒不由分說地沖了進來。那個槍走火的家伙更是惱羞成怒，把那還在冒煙的槍口往上一抬，朝那些沖進來的歹徒大喊一聲：“來人，把他們?nèi)舆M江！”
  一直在一旁冷靜觀察和思考的周恩來一聽“扔進江”和進來的人都是土匪打扮，心里頓時明白了：這幫人原來是江匪。他剛要說話，那個船長又點頭哈腰地一邊用目光掃視著周恩來手腕上那金光燦燦的金表和手指上的藍寶石鉆戒一邊對那水匪頭兒說：“我看這二位是仗義之人，你們放他們一馬，他們不會忘了你們各位的好處�！�
  “我們上頭說了，抓到一個共產(chǎn)黨就賞大洋五百塊，抓兩個就是一千。放了，這一千塊大洋我找誰要去！”一個土匪終于把話挑明了。
  “請各位回個話，就說我船上沒有共產(chǎn)黨，不就是千把塊錢嘛�！笨磥磉@個船長和這幫水匪們是一丘之貉，他里做紅娘，外做小青。其實，正是周恩來上船后與岸上送行的孫夫人揮手告別時，被他看見了周恩來手腕上的金表和手指上的藍寶石鉆戒。
  這時，已經(jīng)能作出準確判斷的周恩來早已胸有成竹，他應(yīng)對自如地說：“船長先生，千兒八百塊交個朋友，我們做生意人是完全愿意的。不過我們是出門人，身上不帶重金。這樣吧，我簽個字據(jù)，麻煩你們到上海還是武漢去提取�！彼�邊說邊熟練地掏出自來水筆，裝做要寫條子或開支票的樣子。誰知那水匪頭兒把個腦袋搖得像個撥浪鼓似的，一雙賊眼死死盯著周恩來手腕上的金表說：“你把金表和鉆戒留下來做個抵押吧�！�
  周恩來見火候已到，當即取下金表和鉆戒，然后交給船長。一邊還略帶惋惜地說：“等你們查明我們不是共產(chǎn)黨的話，回來時手表和鉆戒可得要歸還我們嘍。”
  水匪們一見目的已經(jīng)達到，一個個洋洋得意的退出船艙。走在最后的船長還隨手關(guān)好了艙門。
  江輪又鳴笛、啟航了，馬達聲均勻地響著。陳賡余怒未消地說：“真想不到，剛開了一站路就碰上這幫家伙�！�
  周恩來笑著說，“我們險些被孫夫人的好意釀成大禍�？磥�，今天的手表被搶只不過是我們南昌起義的一個小小前奏曲，更大、更多的險情恐怕還在后邊考驗我們呢！”這真是，宋慶齡的一番好意送周恩來一塊金表，卻險些“送”掉了周恩來的性命�。�
  送自己親近的人手表　不能給高檔表
  1950年年底，周恩來的侄兒周爾鎏在部隊期間通過自學英語考試，考上了南開大學英語系到天津南開學習。1951年放暑假時他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還順便向周恩來他們匯報了他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南開大學也是周恩來的母校，所以他聽了侄兒的匯報很高興，對周爾鎏說：“你是我們周家‘恩’字輩第一個通過自學考取大學的，很好。”
  為此，周恩來夫婦把周爾鎏留在西花廳小住了幾天，臨走又送他一些生活用品和周恩來穿過的兩套衣服。其中一套還是周恩來開國大典那天登上天安門城樓穿的黃卡嘰布禮服。
  周爾鎏走后沒幾天，鄧穎超把成元功叫到她的辦公室說：“爾鎏臨走時向我們提出他想要一塊表。但我們手頭現(xiàn)在沒有，叫他下次來給他。”周恩來、鄧穎超夫妻二人當時的收入雖然很少，但是給侄兒周爾鎏買一塊手表還是能辦到的。不過，周恩來夫婦對晚輩們要求很嚴，他們不能讓自己侄兒在學校同學中過分突出或顯眼，況且儉樸也是他們自己多年堅持的一貫美德。那么鄧穎超找成元功談什么呢？
  原來還在實行供給制時，成元功因為探家，用省下來的路費買了一塊金殼歐米加懷表，是那時中央警衛(wèi)人員中第一個使用表的人。
  鄧穎超對成元功說，我和恩來現(xiàn)在只有一塊多余的女用坤表，爾鎏是個男大學生，在學校里如果戴一塊坤表不合適，你用的是懷表，不是戴手腕上，所以我想用我們的坤表把你的懷表換過來給爾鎏。你看行不行？成元功從1940年一調(diào)到周恩來身邊就是周恩來的“管家”，即無論是他們夫妻二人的津貼費還是后來的工資，都是由成元功去領(lǐng)，去使用，親密得就像一家人一樣。于是，成元功沒有猶豫，當即就把自己的懷表掏給了鄧穎超，鄧穎超也把坤表給了成元功。
  據(jù)周爾鎏告訴筆者，當時由于困難，把七爸（周恩來侄輩中對周恩來的唯一獨特稱呼）開國大典穿的禮服也穿用了，但七爸送我的表至今還收藏著。
  1955年秋天，周恩來嫡親侄輩中最年長的周榮慶從河南焦作煤礦上赴京出差，順道到中南海西花廳看望了伯父伯母。臨走時，榮慶提出，他經(jīng)常下礦井工作，希望伯伯能給他一塊夜光表。
  一天晚飯后，鄧穎超又把成元功找到后客廳，請他把隨周恩來去日內(nèi)瓦時買的兩塊表拿來。這兩塊表一塊是歐米加牌，一塊是軍用表，都是帶夜光和日歷的。周恩來親自將這兩塊表拿在手中，先看著歐米加表說，這表太好了，不能給他。然后又看著軍用表說，這表也很好嘛，就給他這一塊吧。成元功聽得一頭霧水，莫名其妙地不知怎么回事。這時，周恩來丟下表忙他的工作去了。鄧穎超這才對成元功說，周榮慶這次來，說他常到礦井下檢查工作，需要一塊帶夜光的手表。為了幫助他工作，我們同意給他一塊表。但是，你是知道的，我們從日內(nèi)瓦帶回來的是金表，恩來說了，我們把金表送給榮慶，怕在地方上影響不好，所以就想和你換一下，把我們的金表給你，把你的這塊軍用表給榮慶，你看好不好？
  成元功哪能不同意呢？這時，鄧穎超把他們的英格牌金殼表拿出來（這塊表是周恩來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期間，由瑞士英格手表廠送給周恩來的）交給成元功，同時交待說，你要把金表帶退還給我，不然，你如果戴著也太顯眼了。就這樣，成元功到手表店換了一個鋼表帶，把原來英格表的金表帶退還鄧穎超，同時將自己的那塊軍用表給了他們，讓他們轉(zhuǎn)送給周榮慶。
  1957年7、8月份的一天，鄧穎超又一次找到成元功說，恩來長征時的警衛(wèi)員范金標，現(xiàn)在在云南省軍區(qū)工作，他托云南來京開會的同志向我們帶信，說他想要一塊手表。鄧穎超接著說，范金標這人你認識吧？成元功說，認識。這時，鄧穎超就告訴成元功說，我和恩來商量了，打算給他一塊歐米加金表，但是我們想來想去總覺得他在地方上工作，戴金表可能會造成不好影響，還是想和你換一下，把你的表給他。
  成元功推托說，他的表已經(jīng)用了3、4年了，又是后來送給新婚妻子焦紀壬的定情物。對他倆來說，這塊表有一定的紀念意義。可是，因為云南來京的同志第二天就要回去，鄧穎超急得不行，就讓成元功當場打電話到中南海門診部，讓在那里上班工作的焦紀壬把表送到西花廳，交給鄧穎超，然后再讓機要交通員送到北京飯店云南來京的同志，同時，鄧穎超又從自己辦公桌抽屜里拿出金殼歐米加表交給成元功，這才滿意地說：“我們又了卻了一件心事。”
  據(jù)筆者所知，1958年7月2日，周恩來在廣東新會縣奎峰山農(nóng)場視察時，還曾到五和二社和農(nóng)民育種專家周漢華親切交談，親自看周漢華的現(xiàn)場試驗。當周恩來看到周漢華在試驗時因為需要掌握時間，不住地往旁邊的鬧鐘看時，他毫不猶豫地取下自己手腕上的一塊手表，送給這位農(nóng)民科學家。
  成元功生前曾對筆者說，總理和大姐對自己親屬和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要求非常嚴格。他們?nèi)�次和我換表都是怕自己侄兒和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戴上高檔表而在他們周圍人中造成不好影響。
  在日內(nèi)瓦給鄧穎超買表
  1954年，中國政府派出以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瑞士的日內(nèi)瓦參加由十五國參加的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那是我們新中國的代表第一次登上國際會議的舞臺。為此國家有關(guān)方面還專門制定了對出國人員從生活到穿衣到零花錢等多方面的詳細出國規(guī)定。
  瑞士是手表王國。他們生產(chǎn)著當時各種先進的人們使用的生活用表，而且價格很便宜。用成元功的話說，買一塊英格牌或大羅馬的手表，與在我們國內(nèi)買十來斤豬肉的價錢差不多。
  周恩來在第一階段討論朝鮮問題的會議結(jié)束后的短暫休息期間，問隨同前去的成元功：“公家發(fā)給我的零用錢夠不夠買一塊手表？”成元功因為用國家發(fā)給他的零用錢已經(jīng)買了兩塊手表，大體上知道日內(nèi)瓦市場上的手表價格，就爽快地回答說：“夠！”周恩來對他說，你明天同我國駐日內(nèi)瓦的領(lǐng)事館同志一起去給你小超大姐買塊表。同時還明確交待成元功關(guān)于買這塊表的四點要求：一、不要買金表；二、不要太小，要中等大小的；三、要帶夜光的；四、最好是自動的。
  1997年筆者在北京六里橋成元功家中拜訪成老時，他告訴我說，總理的四點要求是最適合鄧大姐的：因為盡管以他倆的工資收入完全可以買金表、戴金表，但是他們從不買金表，以免脫離群眾；表太小了，年歲大的人看表困難；帶夜光的，晚上好看時間；自動表，則可以省去每天都要上發(fā)條的時間。
  第二天，我駐日內(nèi)瓦領(lǐng)事館主管行政事務(wù)的劉絳文同志指派領(lǐng)事館的一名翻譯隨成元功去買表。結(jié)果找了幾家大表店，都沒有找到符合周恩來四點要求的表。直到第三天，他們才在一家中等表店里買到了符合那四點要求的一塊手表。這塊表的牌子是莫阿度（MIDO）的。鄧穎超把這塊手表戴了將近四十年，直到她去世。現(xiàn)在這塊表還收藏在北京中南海按原樣陳設(shè)的西花廳里。
  一塊手表作“紅娘”　留下一個魔術(shù)團
  江西的廬山是中共中央經(jīng)常開會的地方。會間常常要給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表演一些文藝節(jié)目，以緩解他們身心上的疲乏。
  江西有京劇、贛劇、黃梅戲等文藝團體，唯獨沒有魔術(shù)團。1961年秋，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會期比較長，一共開了25天，到9月17日才結(jié)束。周恩來便想趁會議結(jié)束時到當年他曾領(lǐng)導和發(fā)動南昌起義的地方去走走看看。
  江西省的領(lǐng)導人當然非常歡迎。9月17日當晚，江西省委就設(shè)便宴，招待周恩來一行和先期到南昌、住在江西賓館的羅瑞卿、譚震林兩位副總理以及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等人。宴前，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和柯慶施來到周恩來住地看望他。在問候話說了之后，兩位書記就當著周恩來的面爭起了上海星火魔術(shù)團的去留問題。其實，還在這年3月中下旬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楊尚奎同志就向周恩來總理提出，為了緩解上海市每年對知識青年安置的壓力，江西的“共大”每年可以到上海招收一批城市知識青年，同時請總理將上海的星火魔術(shù)團調(diào)至江西支援內(nèi)地。但是，柯慶施雖然同意江西安置上海知青，卻不同意將上海星火魔術(shù)團調(diào)至江西。于是，楊尚奎趁這次總理、柯慶施和星火魔術(shù)團都在南昌的機會，又在周恩來的面前向柯慶施提出了這個郁結(jié)他心中的問題�？墒�，柯慶施卻并不理會他。于是，楊尚奎懇切地對周恩來說，“總理，把這個團留給江西，就填補了我們的缺門。而且，上海的文藝團體很多，像星火這類魔術(shù)團也不少。他們?nèi)瞬哦啵�基礎(chǔ)雄厚，培養(yǎng)起來也容易。”這時，周恩來也主動幫他說話：“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上海應(yīng)該支援老區(qū)江西嘛！大方點，送給他們吧�！钡K于周總理的面子，柯慶施光笑不表態(tài)，最后才說：“待會兒我和他們團長談?wù)�，如果他們同意，那就留下來�！?
  晚飯后，周恩來第一個來到星火魔術(shù)團的演出現(xiàn)場。他和四、五個已經(jīng)化好妝的青年女演員們親切握手、交談，問她們每月口糧定量是多少？夠不夠吃？當他從女孩子們口中得知江西省領(lǐng)導對他們很關(guān)心，到南昌后專門對他們的口糧供應(yīng)有補助等等情況后，就對他們說，“江西是毛主席領(lǐng)導創(chuàng)建第一個革命根據(jù)地的地方，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很大，如果讓你們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同意不同意？”女青年們喊出一條腔的聲音：“同意！”周恩來滿意的笑了。于是，演員們還當場在周恩來面前表演了小魔術(shù)，并將其中的秘訣也告訴了總理。
  大幕拉開了，星火魔術(shù)團表演的第一個節(jié)目是“表箱遁表”。人們見到舞臺中間的方桌子上放著一個由黃緞子布包著的四方包。隨著魔術(shù)師的出場，四方包被一根繩子吊上了天幕。在熱烈的掌聲中魔術(shù)師向臺下深深地鞠了一躬后說：“我表演的這個節(jié)目要向一位現(xiàn)場觀眾借一塊表用一下�！弊�在前排的周恩來率先站起來說：“就用我的表吧�！迸_上臺下的人一看是周總理，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時周恩來從手腕上取下他用了多年的勞力士手表，交由他的衛(wèi)士長成元功遞給魔術(shù)師。魔術(shù)師又向總理深深鞠了一躬，表示他的感謝。
  表演開始了，那位魔術(shù)師把周恩來的那塊手表往手上一放，握著手吹了一口氣，再把雙手展開，表已不翼而飛。隨著“呯”的一聲發(fā)令槍響，四方包徐徐地從舞臺中間落下。在眾目睽睽之下，魔術(shù)師開始解開桌上的四方包。打開第一層，沒有表，觀眾見到的還是一個同樣的包，只是稍微小一點。就這樣，魔術(shù)師一共解開了九個一個比一個小的包，才小心翼翼地從最后一個，也是最小的那個四方包中取出一塊表。這塊表正是周恩來剛才從手腕上取下的那塊勞力士表。這塊勞力士表還是科威特首相送給周恩來的。科威特是阿拉伯半島上的國家，送給周恩來的這塊表是專門訂做的，表盤上的數(shù)字沒有用阿拉伯數(shù)字而是專門制成漢字的。對周恩來來說是一塊很有紀念價值的表。
  當魔術(shù)師將手表高高舉在手中向大家展示時，立刻引來全場觀眾一陣熱烈的掌聲。
  表演完這個節(jié)目的魔術(shù)師要將表送還給周恩來時，周恩來從容地站起身來說：“這塊手表就送給你們做個紀念吧！”這時全場爆發(fā)出雷鳴般的掌聲。掌聲剛剛停歇，周恩來又大聲說：“我將表送給你是有條件的，希望你和你們的魔術(shù)團留下來做江西老表，你們說好不好？”“好��！”星火魔術(shù)團的演員們齊聲喊著。這時，楊尚奎書記十分激動地站起身，一邊使勁鼓掌一邊轉(zhuǎn)身示意場內(nèi)觀眾和他一起鼓掌，臺上臺下頓時成了掌聲的海洋。據(jù)筆者所掌握的資料，這是周恩來送出的第五塊手表。
  周恩來用一塊手表為江西留下了一個魔術(shù)團，充分展示出周恩來的人格魅力和他超人的領(lǐng)導藝術(shù)。
  周恩來終于戴上國產(chǎn)表
  自從周恩來在南昌將自己戴 了多年的勞力士手表送給星火魔術(shù)團之后，便一直沒戴手表。當時他家里有名牌歐米加金表。他不戴，但是他的工作卻仍舊十分繁忙，不僅經(jīng)常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連軸轉(zhuǎn)，而且有時幾乎是爭分奪秒的緊張。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只能多為他操心。比如幾點幾分他將要進行下一個“節(jié)目”時，他們就得寫成小紙條，提前悄悄送到他的辦公桌上。作為衛(wèi)士長的成元功曾經(jīng)向鄧穎超建議，為了不影響總理工作，給他再買一塊表。鄧穎超回告他，“恩來說，解放都這么多年了，還沒生產(chǎn)出我們的國產(chǎn)表，他心有不甘。他要等我們的國產(chǎn)表出來了，戴我們自己生產(chǎn)的表�！�
  1961年10月份，周恩來因工作來到上海，住錦江飯店16層。一天早飯后，周恩來在翻看上�！督夥湃請蟆窌r看到上海手表廠在上邊登的廣告：上海能生產(chǎn)各種手表了！他如獲至寶，用手指著廣告十分高興地對成元功說：“給我買一塊我們自己生產(chǎn)的上海牌手表吧！”
  成元功一聽總理要買表，立即興沖沖地下樓告訴了負責周恩來警衛(wèi)工作的警衛(wèi)處馬學政副處長，要他馬上派人去上海手表廠，給總理買一塊他們生產(chǎn)的手表。
  上海手表廠也很高興，很快派人送來一大盒手表樣品供總理挑選。成元功就和總理衛(wèi)士喬金旺兩人先給周恩來挑選。他倆一致認為那種白表盤的表又大方又美觀，午飯后就把這款表推薦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看了他們挑選的樣品，心里不太中意。他自己選擇了一塊乳白色表盤的表，然后解釋說：“你們選的那種白色表，雖然漂亮，但會反光。不如這種乳白色的，看上去柔和�！彼�最終決定買乳白色的表并交待成元功，“一定要按市價給錢，要他們開發(fā)票。”打那以后，周恩來便戴上了國產(chǎn)上海表。
  1973年下半年的一天，周恩來又一次來到上海，那塊上海表已經(jīng)使用了十多年，夜光已經(jīng)退得很厲害，周恩來讓身邊工作人員和上海手表廠聯(lián)系，看看他們能不能修一下或者換一個表面。當時剛好王洪文也在上海，當他聽說總理的表已經(jīng)戴舊了時，立馬給表廠廠長打了電話，要他趕快派人把手表送到周恩來的住地。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九·一三”事件后，他被毛澤東相中提拔到中央，當上了中央副主席。這種扶搖直上的升遷讓生活上不夠謹慎的他在上海總是把手伸得很長。他要一塊表，表廠常常送他幾十塊，他都來者全收，不付分文。所以手表廠也按他的一貫做法向周恩來住處送來了約有半洗臉盆各式各樣的手表。周恩來一見很生氣：“拿這么多表來干嘛？！”當他聽送表的人說是王副主席叫送來的，在那種特殊的背景下，不好再說什么，只是選了一塊原來樣式的表，并照市價付了款，其余的表要他們?nèi)�部拿回去了�?
  周恩來這塊最后使用的表一直伴隨到他生命的最后。待他在八寶山即將火化時，保健大夫張佐良才從其手腕上取下他的這塊上海表。后來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在革命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向世人展出，現(xiàn)在由國家博物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