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的省級建制,是由督撫藩臬等職官共同組成的行政實體,牽涉地方軍民財賦等多方面的建設(shè)。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蘇兩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順治、終于乾隆的漫長動態(tài)過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鳳陽巡撫正式裁撤,其所轄府州分隸安徽、江寧兩巡撫后即已確定。其后安徽、江蘇藩、臬兩司的調(diào)整,均系為應(yīng)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調(diào)”。晚清同治、光緒年間,又有變“允協(xié)”的余波。
[關(guān)鍵詞] 清代江南省分治
明之南京（南直隸）于清初改稱江南省，后更一分為二，成為安徽、江蘇二省。1980年代起，學(xué)界于安徽、江蘇兩省建省問題有所探討，先后發(fā)表文章多篇，但迄今似仍未取得共識，甚至某些關(guān)鍵問題似亦未辨析清楚。于此可見解決這一問題仍有相當(dāng)學(xué)術(shù)難度。筆者為此花費不少精力搜檢查閱《清實錄》，以圖直接從相關(guān)原始記載中發(fā)現(xiàn)有用線索。經(jīng)過對有關(guān)資料的爬梳抉剔和研讀辨析，多少亦有所收獲。筆者以為：清代的省級建制，是由總督（督）、巡撫（撫）、布政使（藩）、按察使（臬）等職官共同組成的行政實體，其地位雖與前代之行省或布政使司相埒，但內(nèi)涵已不盡相同，不能僅從概念詞語出發(fā)而生搬硬套。研究清代的所謂建省問題，不能孤立各別地僅看巡撫或布政使等單項指標(biāo)，而應(yīng)視其為牽涉地方軍民財賦等多方面建設(shè)的一體化“系統(tǒng)工程”�，F(xiàn)不揣淺陋，將所得結(jié)果梳理歸并為江南改京為省、巡撫的變遷、藩臬二司的調(diào)整及分治余波等四個方面，分別闡述如次。[1]
一、南京改為江南省
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軍占領(lǐng)明之南京城（應(yīng)天府城）。閏六月，九卿科道會議善后問題，意見分歧。有人建議仍保留南京之陪都地位，六部、都察院、操江、巡江、府尹、國子監(jiān)、六科等等悉予保留。也有人持折中態(tài)度，認(rèn)為可以去掉南京及應(yīng)天府等名色，“立都督府以親王領(lǐng)之，歲一更代”；但可酌留戶、兵、工三部侍郎，御史等則改為大差，統(tǒng)于北都察院；提學(xué)用翰林、統(tǒng)于內(nèi)院；增設(shè)布政、按察兩司。統(tǒng)攝操江即江防事務(wù)的副都御史（操江巡撫），也有建議歸北兵部者。吏部侍郎陳名夏等則認(rèn)為：清王朝業(yè)已定都北京，“居北制南”，南京已不能再如從前與北京并稱都會，宜“去京之名，存設(shè)官之實”。但南京（南直隸）地位之重要，無人否認(rèn)。匯疏奏入后，清廷乃下令：
“南京著改為江南省。設(shè)官事宜，照各省例行。但向來久稱都會，地廣事繁，諸司職掌，作何分任，聽總督大學(xué)士洪承疇到時酌妥奏聞�！盵2]
三天之后，又下令：“改應(yīng)天府為江寧府，府尹為知府。”[3]
同年（1645）七月，攝政王多爾袞致書前敵統(tǒng)帥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重申了這道諭令：
“南京著改為江南省。應(yīng)天府，著改為江寧府，設(shè)知府，不設(shè)府尹�！盵4]
順治三年（1646）二月，大學(xué)士洪承疇擬定出江南改京為省的具體方案，并得到清廷的首肯。其要點是：
一、“江南改京為省，一應(yīng)設(shè)官自當(dāng)與各省一例，應(yīng)如所議”。即按例設(shè)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員、按察使司按察使一員、道員及其他屬官若干。但在左右布政使之上，又有操江都御史（操江巡撫）之設(shè)。
二、“其部院等衙門，俱應(yīng)裁去�！钡珣簟⒈�、工三部，以“軍務(wù)方殷、兵馬錢糧船艘為重”，建議于北京三部中，差滿漢侍郎各一員，“駐劄江南省城，協(xié)同經(jīng)理”；其司官“皆隸銜北部，分理其事”。[5]
可見這是一個過渡性的折中方案。
管轄江南省的最高軍政長官為總督，初由大學(xué)士洪承疇兼任，稱“總督大學(xué)士”或“招撫江南大學(xué)士”，駐江寧府（原應(yīng)天府）城。但其職責(zé)范圍，為“江南各省地方”，并非專管江南一省。[6]
順治四年（1647）起，管轄江南省者，已明確為江南江西河南總督。是年七月，“升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馬國柱，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河南等處。”[7]順治六年（1649），河南改隸直隸總督。是年八月，“以原任浙閩總督張存仁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guān)，兼理海防軍務(wù)�！盵8]但遲至同年十一月，馬國柱之銜仍為“江南江西河南總督”。[9]
此后因管轄范圍的變化，管轄江南省者，又先后反復(fù)為江南江西總督、江南總督等。
江南江西總督之名始于順治九年（1652）七月。時任江南江西總督者仍為馬國柱。[10]江南總督之名始于順治十一年（1654）二月。但此時所謂“江南總督”實為江南江西總督的省稱。[11]順治十八年（1661）九月，始正式改江南江西總督為江南總督，同時增設(shè)江西總督。[12]
康熙四年（1665）五月，江西總督裁并江南。這是全國范圍內(nèi)督撫裁并調(diào)整的一次大動作，據(jù)記載：
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吏部題請裁并督撫一疏。得旨：湖廣、四川、福建、浙江四省，仍各留總督一員。貴州總督，裁并云南。廣西總督，裁并廣東。江西總督，裁并江南。山西總督，裁并陜西。直隸、山東、河南，設(shè)一總督，總管三省事。其鳳陽巡撫、寧夏巡撫、南贛巡撫，俱裁去。伊等應(yīng)駐何地。著確議具奏。[13]
同年六月，吏部遵旨議覆：
廣東廣西總督，應(yīng)駐劄肇慶府。江南江西總督，應(yīng)駐劄江寧府。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應(yīng)駐劄大名府。山西陜西總督，應(yīng)駐劄西安府。其云南貴州總督駐劄之處，令平西王確議適中之地，具題到部再議。[14]
但江西總督于是年八月仍有疏報，至明年正月，始調(diào)任福建總督。[15]
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再次增設(shè)江西總督：“命另設(shè)江西總督員缺。升江西巡撫董衛(wèi)國為之。”[16]
康熙二十年末、二十一年初（1682），其時三藩之亂已平定。江西總督再次裁并江南�？滴醵晔鹿锩�1682年2月1日）：“升……直隸巡撫于成龍，為江南江西總督�！盵17]二十一年（1682）正月，“調(diào)江西總督董衛(wèi)國，為湖廣總督。裁江西總督缺，歸并江南總督，為江南江西總督�！盵18]
此后江南總督的管轄范圍始穩(wěn)定為江南江西兩省，稱江南江西總督，并確定駐劄于江寧府。在《清實錄》中，江南江西總督之省稱兩江總督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而江南江西總督之名最后一次出現(xiàn)，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19]
值得一提的是，順治三年（1646），馬鳴佩被任命為專管江南各省糧儲并兼理錢法的“總督”，此種總督自不能與掌握軍政大權(quán)的總督相提并論。[20]此人后來在擔(dān)任宣大總督之后，亦曾升任江南江西總督，但那已是順治十二年（1655）的事，不可與此弄混。
清初江南省境除江南總督外，又有淮揚總督之設(shè)。《清史稿·地理志》于此語焉不詳，或說淮揚總督“尋裁”，或?qū)ⅰ盎磽P”誤作“淮陽”[21]。經(jīng)查《世祖實錄》，淮揚總督即漕運總督。實錄中于擔(dān)任該職者，或稱“淮揚總督”，或稱“漕運總督”。之所以如是，實因漕運總督兼理淮揚地方軍政事務(wù)，實錄于記事時或有偏重之故。
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廷“以保定巡撫王文奎，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淮揚等處，提督漕運海防軍務(wù)，兼理糧餉”。[22]《世祖實錄》同年十二月的記事中，稱王文奎為漕運總督。但順治三年（1646）二月，又記其為淮揚總督。[23]
王文奎的繼任者先后為楊聲遠(yuǎn)、吳惟華�！妒雷鎸嶄洝返挠浭轮�，對其職務(wù)也都是“漕運總督”和“淮揚總督”混用。其實無論是稱“漕運總督”或是稱“淮揚總督”，都是以偏概全。查其全稱——這里不妨以乾隆元年擔(dān)任此職的補熙為例——實為“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wù)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24]
二、巡撫的變遷
明代的南京（南直隸），已有鳳陽巡撫和蘇松巡撫之設(shè)。清代改京為省后，其地位的重要并不因之而稍減。按照康熙時河道總督靳輔的說法是：“江南為各省之首區(qū)，疆域開廣，形勢蟠踞，負(fù)山海而控楚豫，襟長江而帶大河，其聲名文物財賦物產(chǎn)皆甲天下�！盵25]清初的江南省，因軍事、政治形勢的需要，亦設(shè)有鳳陽、安廬（后改安徽）、江寧等巡撫，并最終導(dǎo)致了江南省的分治。
順治二年（1645）五月，江南之地已有鳳陽巡撫之設(shè)。據(jù)《世祖實錄》記載：
以保定巡撫王文奎，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淮揚等處，提督漕運海防軍務(wù)，兼理糧餉。宿遷兵備道趙福星，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等處，贊理軍務(wù)。[26]
于此可見，此時的鳳陽巡撫主要是起淮揚總督副手的作用。
同年七月，又有安廬巡撫和江寧巡撫之設(shè)：
允吏部議。和碩豫親王多鐸委署江南官職三百七十三員，準(zhǔn)其實授。以故明通政使劉應(yīng)賓，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兼理軍務(wù)；總兵土國寶，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寧總理糧儲軍務(wù)。[27]
以上三巡撫轄區(qū)于順治二年十二月（1646年2月）重新調(diào)整。廬州改隸鳳陽巡撫。據(jù)《世祖實錄》記載：
允吏部覆。招撫江南大學(xué)士洪承疇疏：以江寧蘇松常鎮(zhèn)五府，隸撫臣土國寶專轄；池太徽寧安慶五府并廣德一州，隸撫臣劉應(yīng)賓專轄，仍兼管光固蘄廣黃德湖口等處；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隸撫臣趙福星專轄。其原頒敕書俱照各分屬地方，另行改正。[28]
此次重新界定后的鳳陽巡撫轄區(qū)，已與明代鳳陽巡撫轄區(qū)相同。但順治三年（1646）正月的記事中，劉應(yīng)賓仍稱安廬巡撫，當(dāng)系諭旨下達與實際貫徹執(zhí)行的時間差所致。直至是年四月，劉應(yīng)賓始改稱安徽巡撫。[29]
因經(jīng)費不足，加之邊疆地區(qū)用兵的需要，清廷于順治六年（1649）五月決定裁撤鳳陽、安徽等巡撫：
戶部等衙門疏言：我朝敷政首重恤民，定鼎以來罷去橫征與民休息。但今邊疆未靖，師旅頻興，一歲所入，不足供一歲之出。今議開監(jiān)生吏典承差等援納，給內(nèi)外僧道度牒，準(zhǔn)徒杖等罪折贖，裁天津、鳳陽、安徽巡撫、巡江御史、天津餉道等官，以裕國家經(jīng)費之用。報可。[30]
延至順治七年（1650）二月，原安徽、鳳陽兩巡撫同時改作他任。安徽巡撫劉弘遇改任山西巡撫，鳳陽巡撫王一品改任廣西巡撫。鳳陽巡撫標(biāo)下官兵隨其巡撫調(diào)入廣西。[31]
由于兼管海防，鳳陽巡撫并非駐鳳陽府，而是駐瀕臨大海的泰州。順治六年（1649）決定鳳陽巡撫裁撤，巡撫標(biāo)兵調(diào)入廣西后，鳳陽等處地方以及海防軍務(wù)等，改由漕運總督兼理巡撫。《世祖實錄》中，其后凡任命漕運總督，均為“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海防軍務(wù)，兼理糧餉”云云。[32]
順治十七年（1660），因漕運總督蔡士英奏言“漕務(wù)海防，勢難兼理”，鳳陽巡撫恢復(fù)專官分任：
先是漕運總督蔡士英奏言：國初，設(shè)總漕一員，駐淮安；鳳陽巡撫一員，駐泰州。自順治六年，巡撫標(biāo)兵調(diào)入粵西，遂徹鳳撫，歸并漕督。漕務(wù)海防，勢難兼理，請仍照初制專官分任。至是九卿科道會議，應(yīng)如士英所請。其撫標(biāo)官兵，俟兵部議設(shè)。從之。[33]
同年二月，林起龍被任命為鳳陽巡撫。其職責(zé)是“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海防提督軍務(wù)”。[34]鳳陽巡撫標(biāo)兵則于同年三月得到恢復(fù)。[35]
安徽等處地方巡撫，于順治七年（1650）起，歸并操江都御史（操江巡撫）兼任。操江都御史始設(shè)于順治二年（1645）七月，主管江防，亦兼巡江：
升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錦為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36]
操江都御史原駐江寧，不久移駐池州。順治七年（1650），安徽巡撫事務(wù)歸并操江后，始移駐安慶。[37]
首任操江都御史為陳錦，其繼任者為李日芃、秦世禎等。在《世祖實錄》的記事中，其銜均為操江巡撫。此后自蔣國柱起，操江巡撫始加“巡撫安徽等處”。但順治十二年（1655）的記事中，有加李日芃為“太子太�！�，“以纂造賦役全書先成故也”等語，可證操江巡撫其時業(yè)已兼理地方政務(wù)。[38]
操江巡撫又稱安徽巡撫，始于順治十六年（1659）：
安徽巡撫蔣國柱疏報：江南孝子懷寧縣蘇肇眉，事孀母，色養(yǎng)備至。[39]
順治十六年（1659）八月宜永貴被任命為巡撫時，為“提督操江，兼巡撫安徽寧池太廣，仍管光固蘄廣黃德湖口等處地方軍務(wù)，兼管巡江”。但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即被稱為“安徽操江巡撫”�！鞍不铡币岩浦痢安俳敝�。[40]
康熙元年（1662）起，安徽操江巡撫不再兼理軍務(wù)。其操江事務(wù)由江南總督兼理，操標(biāo)官兵亦改由總督管轄。巡撫止管安徽等五府一州事務(wù)，此后即改稱安徽巡撫。
據(jù)《圣祖實錄》，順治十八年（1661）四月，“升……原任兵部督捕理事官張朝珍，為安徽操江巡撫。”[41]康熙元年（1662）三月，安徽操江巡撫不再兼理軍務(wù)：
兵部遵旨議覆：巡撫不理軍務(wù)。安徽操江巡撫所屬十一營官兵，應(yīng)聽江南總督管轄。安徽巡撫，止管安徽等五府一州事務(wù)。從之。[42]
康熙四年（1665）四月，江南總督郎廷佐疏言：“操江事務(wù)，已經(jīng)歸總督兼理。請將操標(biāo)七營，分隸江寧狼山二鎮(zhèn)。”[43]此后，張朝珍正式改稱安徽巡撫。[44]于此可見，張朝珍所擔(dān)任的安徽巡撫，系由操江巡撫發(fā)展演變而來，與二十年前劉應(yīng)賓所擔(dān)任的安廬（安徽）巡撫，已不是一回事。
鳳陽巡撫于康熙四年（1665）再度裁撤：
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吏部題請裁并督撫一疏。得旨：湖廣、四川、福建、浙江四省，仍各留總督一員。貴州總督，裁并云南。廣西總督，裁并廣東。江西總督，裁并江南。山西總督，裁并陜西。直隸、山東、河南，設(shè)一總督，總管三省事。其鳳陽巡撫、寧夏巡撫、南贛巡撫俱裁去，伊等應(yīng)駐何地，著確議具奏。[45]
同年十一月戊申（1666年1月1日），根據(jù)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提出的方案，鳳陽巡撫裁撤后，其所屬廬州、鳳陽二府、滁州、和州，分隸安徽巡撫管理；淮安、揚州二府及徐州，分隸江寧巡撫管理。[46]
江南省分治的基本格局，至此乃定。
現(xiàn)再回過頭來說一下江寧巡撫。
江寧巡撫乃沿襲明代之蘇松巡撫，其駐地亦在蘇州府城。[47]《世祖實錄》中，江寧巡撫又別稱為蘇松巡撫，凡兩見：
一為順治十七年（1660）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糾拾原任蘇松巡撫周國佐“庸劣衰老，濫薦屬員”；一為同年六月，吏部、都察院議覆憲臣魏裔介糾拾疏言，“原任蘇松巡撫周國佐，才庸年老，濫薦屬員，應(yīng)不準(zhǔn)起用�！盵48]
查周國佐于順治八年十二月被任命為江寧巡撫，十一年八月即因不稱職而解任回旗。[49]可見此兩處“蘇松巡撫”實為“江寧巡撫”的別稱。
江寧巡撫又曾有江南巡撫的別稱，詳見《世祖實錄》卷四十六，順治六年十二月辛丑（1650年1月18日）條。整部《清實錄》中，江南巡撫之名僅此一見。[50]
江寧巡撫后又被稱為江蘇巡撫，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首次南巡期間。但其時仍兩者混用。
湯斌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被任命為江寧巡撫。同年十一月，上諭中將江寧巡撫稱作江蘇巡撫。[51]次年（1685）九月的記事中，湯斌即被稱作江蘇巡撫。[52]湯斌之后，田雯被任命為巡撫時，稱江蘇巡撫；被調(diào)離時，稱江寧巡撫。[53]《圣祖實錄》中，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后，江寧巡撫之名即不再出現(xiàn)。但《世宗實錄》中又出現(xiàn)三次，其最后一次出現(xiàn)，為雍正四年（1726）三月。
經(jīng)查，康熙二十三年（1684）江寧巡撫的全稱為“總理糧儲提督軍務(wù)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這一稱謂，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仍未改變。[54]但至乾隆元年（1736）江蘇巡撫的全稱已改為“巡撫江寧蘇松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55]可見還是有一發(fā)展變化的過程。而安徽巡撫的全稱很有意思，是把其所轄所有府州名稱統(tǒng)統(tǒng)列上，如康熙二十三年安徽巡撫的全稱即為“巡撫安徽寧池太廬鳳滁和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w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56]
江蘇巡撫于雍正二年（1724）起，又被稱作蘇州巡撫，當(dāng)系據(jù)其駐地而言。[57]
長江流經(jīng)安徽、江蘇。安徽在上，又稱上江；江蘇在下，又稱下江。江蘇巡撫有被單稱為下江巡撫者，《清實錄》中，下江巡撫首次出現(xiàn)于雍正八年（1730）。[58]安徽、江蘇兩巡撫亦可合稱為上下江巡撫，首次出現(xiàn)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再次出現(xiàn)于乾隆三十年（1765）。其事均與江南鄉(xiāng)試有關(guān)，表明江南省一分為二之后，仍有與他省不同的若干特殊性，如上下江巡撫輪監(jiān)鄉(xiāng)試，兩巡撫衙門均不與貢院同城，等等。[59]
但整部《清實錄》中始終未見安徽巡撫單稱上江巡撫。究其原因，江蘇已為長江之尾閭，稱其為“下江”不會引起任何誤解；但安徽之上，更有湖北（湖廣）、四川，其為“上江”只是與江蘇之“下江”相對而言。
三、布政使與按察使的調(diào)整
布政使在明代曾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長官，但在清代早已淪為地方總督或巡撫的屬官。盡管在習(xí)慣上甚或在官書中，人們?nèi)砸允〖壸罡呤组L視之，乃至各省的劃疆分界亦以布政使之設(shè)立為據(jù)，但所有這一切并不能改變其作為督撫屬官的根本性質(zhì)。清代建省、分治問題上的種種歧見，很多亦因之而起。
江南建省之初，亦仿照各省例，設(shè)左右布政使各一員（見前引洪承疇之改京為省方案），均駐江寧。順治十八年（1661），右布政使改駐蘇州，與江寧巡撫同城。但這一事件，《清實錄》中并無記載。據(jù)乾隆《江南通志》：
皇清順治二年（1645），平定江南，改置江南承宣布政使司駐省城。十八年（1661），為左布政使領(lǐng)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淮安、揚州九府，徐、滁、和、廣德四州；分置右布政使駐蘇州，領(lǐng)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五府。[60]
隨著鳳陽巡撫的裁撤，其所轄淮安、揚州二府和徐州改隸江寧巡撫，左右布政使所領(lǐng)屬的府州也作了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滴跷迥辏�1666），“右布政使增領(lǐng)揚州、淮安二府及徐州”。[61]
江南省之左右布政使，自康熙六年（1667）起照駐扎地方稱布政使。據(jù)《圣祖實錄》記載，康熙六年（1667）七月：
吏部題。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會議裁官一疏：應(yīng)將河南等十一省，俱留布政使各一員，停其左右布政使之名。至江南、陜西、湖廣三省，俱有布政使各二員，駐劄各處分理，亦應(yīng)停其左右布政使之名，照駐劄地方稱布政使。其各省守巡道一百八員，推官一百四十二員，俱照議一并裁去。得旨：允行。[62]
此后，駐江寧之左布政使，即改稱江南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其司署在江寧府城南之大功坊[63]。駐蘇州之右布政使，則改稱江南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在《清實錄》中，江南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或省稱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安徽布政使；江南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或仍稱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或省稱江南布政使，或省稱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江蘇布政使，等等。茲不一一列舉。
與布政使同為督撫屬官的按察使，其設(shè)置也有相應(yīng)的變化。江南建省之初，設(shè)按察使司按察使一員�？滴跞辏�1664），增設(shè)江北按察使司：
命江寧、蘇、松、常、鎮(zhèn)、徽、寧、池、太九府，廣德一州，分隸江南按察使司，仍駐江寧府；安慶、廬、鳳、淮、揚五府，徐、滁、和三州，分隸江北按察使司，駐鳳陽府之泗州。[64]
此時的兩按察使司之管轄范圍，與當(dāng)時仍存在的三巡撫、左右兩布政使所領(lǐng)州縣均有所不同，乃是以長江為界，江南各府州隸江南按察使司，江北各府州隸江北按察使司。
鳳陽巡撫裁撤后，兩按察使也有相應(yīng)調(diào)整�？滴跷迥辏�1666），江北按察使遷往安慶，其司署在安慶“府治東北即明守備署遺址，國朝康熙五年改建”。[65]江南按察使司，本在江寧，雍正八年（1730），江蘇巡撫請求將其改駐蘇州，得到批準(zhǔn)：
吏部議覆,江蘇巡撫尹繼善疏奏江蘇要地駐員防范事宜：……一、江蘇按察使，見駐江寧，與下江巡撫衙門，相距太遠(yuǎn)，應(yīng)改駐蘇州。其蘇松道有巡緝之責(zé)，不宜駐劄蘇城，應(yīng)改駐松江上�？h，統(tǒng)攝通洋口岸。……均應(yīng)如所請。從之。[66]
乾隆初年時，安徽按察使的全稱為“江南安徽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江蘇按察使的全稱為“江南江蘇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67]
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也即上距江蘇按察使移駐蘇州三十年后，安徽、江蘇兩省又有一次變更“封疆體制”的大動作，即由乾隆帝親自出馬，提出讓安徽布政使由江寧回駐安慶，專辦“上江事件”；而于江蘇增設(shè)江寧布政使一員，“酌量分隸管轄”：
增設(shè)江寧布政使。諭軍機大臣等：江蘇錢谷殷繁，布政使一員，專司總匯，文案委積，日給不遑。即在敏干之材，尚虞顧此失彼，歷年塵牘相因，不能依限厘剔，未必不由于此。因思現(xiàn)在安徽布政使，隨督臣駐劄江寧，所辦仍屬上江事件，文移往返，不免需時。而親臨地方各員，又非其專轄，于封疆體制，尚未允協(xié)。若將安徽藩司，仍回駐安慶。而于江蘇增設(shè)藩司一員，即駐劄江寧，以江南之蘇、松、常、鎮(zhèn)等處，江寧及江北之淮、揚、徐、通、海等處所屬地方，酌量分隸管轄，職分則事易集，一切政務(wù)，自可從容就理。所有區(qū)分府屬，及衙署養(yǎng)廉官吏經(jīng)費各事宜，應(yīng)如何通融定制之處，著尹繼善、陳宏謀、高晉等會同悉心妥議，具奏到日，候朕明降諭旨。[68]
次年（1761）二月正式定制，駐江寧者，為“江南江淮揚徐海通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駐蘇州者，為“江南蘇松常鎮(zhèn)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吏部等部議覆，兩江總督尹繼善疏稱：江寧添設(shè)布政司，應(yīng)照蘇州布政司之例，設(shè)理問、庫官各一員，請將常州府經(jīng)歷、江寧府都稅大使二缺裁改。其安徽布政司，移駐安慶。舊設(shè)之經(jīng)歷、庫大使，應(yīng)隨同移駐。至安徽查無倉庫，其庫大使一員，應(yīng)仍隸江寧布政使管轄。并應(yīng)分鑄江南江淮揚徐海通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江南蘇松常鎮(zhèn)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理問、經(jīng)歷、庫官等印，分別鑄給。均應(yīng)如所請�！瓘闹69]
自此江蘇成為唯一設(shè)有兩布政使的省份。這次變動，也為清末江蘇再次分省打下了伏筆。
四、江南分治的余波
論者每論及：江南省于康熙初年分治后，江蘇已成為一特殊的雙省會的省份，甚至直到清末，仍有稱江寧為江南省城和蘇州為江蘇省城者。[70]但我們于此毋寧說：安徽、江蘇兩省共有三省會，即：江寧，江南省會，亦為安徽、江蘇兩省所共享；安慶，安徽省會；蘇州，江蘇省會。除此而外，江蘇境內(nèi)之清江浦，亦具有準(zhǔn)省會的地位。
兩江總督之常駐地為江寧府城，也即江南省會。但因漕運河務(wù)的需要，又以清江浦為其臨時駐地，甚至關(guān)防的交接，乃至安徽、江蘇兩省有關(guān)政務(wù)的處理，也每在清江浦進行。至宣宗道光年間，兩江總督之前往清江浦已成定例，道光二十年（1840），上諭著閩浙總督仿效此例駐扎泉州。清江浦之“準(zhǔn)省會”地位，于此已可見一斑：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尚書祁寯藻等。前據(jù)御史杜彥士奏，請將福建巡撫駐劄泉州彈壓，當(dāng)降旨令察看情形，據(jù)實具奏。茲據(jù)該尚書等奏稱，督撫均駐省垣，距漳泉幾及千里，聲息既遙，奉行遂懈，自須大吏親往督辦，以收實功。惟巡撫為通省刑錢總匯，政務(wù)較繁，勢難兼顧。請效兩江總督前往清江浦之例，令閩浙總督暫駐泉州等語。通省文武均歸總督統(tǒng)轄，著鄧廷楨于會辦事件完竣后，親赴泉州駐劄督辦。嗣后每歲應(yīng)行前往駐劄，由該督自行酌量，不必拘定何時，亦不必限以月日。余著照所議辦理。[71]
清江浦本為河道總督駐地。康熙十六年（1677），為加強對黃淮水系的治理，河道總督由山東濟寧移駐江南清江浦。后因增設(shè)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簡稱河?xùn)|河道總督、東河總河等），駐清江浦者改為江南河道總督（簡稱南河總督、南河總河等）。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以北決口，從此改走北道。十年六月，江南河道總督終被裁撤。此前歷任兩江總督，必須兼管河務(wù)，甚至有親自兼任南河總河者，正如嘉慶帝所說，河工“實該督第一要務(wù)”[72]。河道總督裁撤后，漕運總督于咸豐十一年末（1862年初）之后移駐清江浦，“北顧徐宿，南顧淮揚”[73]，清江浦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
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國藩的湘軍攻占太平天國首都天京（金陵，即江寧府城），太平天囯敗亡。七月，有人在條陳善后事宜時，提出將安徽、江蘇兩省疆輿略為變通，即以兩省江南之地屬江蘇，江北之地屬安徽。清廷為此征詢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安徽巡撫喬松年的意見：
又諭：……昨據(jù)御史陳廷經(jīng)條陳善后事宜一摺內(nèi)，有疆輿略為變通一條。請以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四府，割屬江蘇與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為一��；以揚州淮安徐州海州通州割屬安徽，與安慶廬鳳潁泗為一省。江南江北分設(shè)科場各等情，與地方吏治有無裨益，著曾國藩、李鴻章、喬松年酌度形勢，妥籌具奏。[74]
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持反對意見，他在條陳中分析了利害得失：
恭奉諭旨，據(jù)御史陳廷經(jīng)條陳善后事宜內(nèi)，疆輿略為變通一條，飭臣等酌度形勢，妥籌具奏，并抄示陳廷經(jīng)原折一條。臣查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為省。古人經(jīng)畫疆里，具有深意。我朝圣君賢相未嘗輕議更張。若必畫江而分南北兩省，則亦宜畫淮而分南北兩界，淮北如蘇之徐州，皖之潁州、將割隸何省乎？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于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為二，與該御史所奏大指略同。然唐自中興以后，聲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興以后，號令并不行于江北。畫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論形勢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棄淮則江南不可保。昔人如吳師道、胡安國、楊萬里，及趙范、葉適輩，言之詳矣。臣愚以為疆吏茍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于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茍不賢，則雖畫江分治，而無補于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成憲。區(qū)區(qū)愚見，未審有當(dāng)萬一否？[75]
清廷肯定了曾國藩的意見：
又諭：……茲據(jù)（曾國藩）奏稱，……陳廷經(jīng)前奏變通疆輿一節(jié)，朝廷即恐輕議更張，未必實有裨益。該大臣以為吏事軍事之廢興，全在疆臣之賢否，似不必輕改成憲，可謂要言不煩。陳廷經(jīng)所奏，應(yīng)毋庸議。[76]
這次分省建議，未能成為現(xiàn)實。
此后光緒末年地方督撫的裁并，是有清一代又一次行政體制的大變動。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清廷裁改漕運總督為江淮巡撫，即以原駐地方為行省：
諭內(nèi)閣：政務(wù)處奏，議覆裁改漕運總督一摺。江北地方遼闊，宜有重鎮(zhèn)。順治年間，改設(shè)漕運總督，原兼管巡撫事�，F(xiàn)在河運全停，著即改為江淮巡撫，以符名實而資治理。即以原駐地方為行省，江寧布政使所屬之江淮揚徐四府，暨通海兩直隸州，全歸管理。仍著兩江總督兼轄。各專責(zé)成。[77]
漕運總督之改為江淮巡撫，顯然是援清初淮揚總督之前例。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江淮巡撫的設(shè)立，遭到了中外朝野強有力的反對。
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陸潤庠等奏：“江淮分省事體重大�！鼻逋Q定：“下政務(wù)處會議�！盵78]
同年二月，署兩江總督周馥奏陳：“蘇淮分省，利少弊多，擬請將淮揚鎮(zhèn)改為江淮提督，文武并用，節(jié)制徐州鎮(zhèn)及江北各營。仍以淮揚海道兼按察使銜，以理刑案�！钡弥迹骸爸⻊�(wù)處歸并會議案內(nèi)議奏。”[79]
三月，江淮巡撫即被裁撤。作為補償性替代，淮揚鎮(zhèn)總兵被改為江北提督：
諭內(nèi)閣：政務(wù)處奏覆，會議蘇淮分立行省一摺。蘇淮分省，于治理既多不便，著即毋庸分設(shè)。江淮巡撫，即行裁撤。所有淮揚鎮(zhèn)總兵，著改為江北提督，以資鎮(zhèn)攝。[80]
江淮省從設(shè)立到裁撤，前后僅三個月。
綜上所述，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蘇兩省之最后形成，應(yīng)是一始于順治、終于乾隆的漫長動態(tài)過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鳳陽巡撫正式裁撤，其所轄府州分隸安徽、江寧兩巡撫后即已基本確定。其后安徽、江蘇藩、臬兩司的調(diào)整，均系為適應(yīng)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調(diào)”。甚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徽布政使由江寧移駐安慶，江蘇增設(shè)江寧布政使的大動作，也并未從根本上打破這一格局。乾隆以后直至清末，又有兩次試圖變動安徽、江蘇兩省現(xiàn)有建制的舉措：一是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囯敗亡后，有人于善后時提出將安徽、江蘇“兩省疆輿略為變通”的建議；一是光緒三十年末、三十一年初（1905），漕運總督裁改江淮巡撫，江寧布政使所屬四府二州被劃歸管理。前者只是紙上談兵，并未成為現(xiàn)實；后者則由清廷明令建省，但亦是曇花一現(xiàn)，為時極短。這兩次分省舉措，應(yīng)是江南分治后，安徽、江蘇兩省，尤其江蘇省之“封疆體制”，依然未能“允協(xié)”而致的余波。
注釋：
[1]初稿成后，得傅林祥、段偉兩友慨贈其文稿電子版，解決了《清實錄》文獻不足之憾，特此致謝！
[2]《世祖實錄》卷十八，順治二年（1645）閏六月乙巳。
[3]《世祖實錄》卷十八，順治二年（1645）閏六月戊申。
[4]《世祖實錄》卷十九，順治二年（1645）七月壬子。
[5]《世祖實錄》卷二十四，順治三年（1646）二月甲申。
[6]《世祖實錄》卷十八，順治二年（1645）閏六月癸巳；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甲寅（1645年12月23日）。按：本文于清帝年號紀(jì)年之后均括注公元年份，其月日除跨公元年度易混淆者標(biāo)注出公歷（格歷）日期外，一般均不予以換算。
[7]《世祖實錄》卷三十三，順治四年（1647）七月戊午。
[8]《世祖實錄》卷四十五，順治六年（1649）八月辛亥。
[9]《世祖實錄》卷四十六，順治六年十一月癸未（1649年12月31日）。
[10]《世祖實錄》卷六十六，順治九年（1652）七月丙戌。
[11]《世祖實錄》卷八十一，順治十一年（1654）二月庚午：“加江南總督馬國柱，太子太保�！眳⒁姟妒雷鎸嶄洝肪硪话偃樦问晔录撼螅�1660年1月14日）“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奏報”；及《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七，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庚戌“江南總督郎廷佐”。
[12]《圣祖實錄》卷四，順治十八年（1661）九月丁亥。
[13]《圣祖實錄》卷十五，康熙四年（1665）五月丁未。
[14]《圣祖實錄》卷十五，康熙四年（1665）六月己巳。
[15]見《圣祖實錄》卷十六，康熙四年（1665）八月庚申條及《圣祖實錄》卷十八，康熙五年（1666）正月己酉條。
[16]《圣祖實錄》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庚辰。
[17]《圣祖實錄》卷九十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卯（1682年2月1日）。
[18]《圣祖實錄》卷一百，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己巳。
[19]見《圣祖實錄》卷二百七十一，康熙五十六年（1717）三月辛未條；及《圣祖實錄》卷二百九十九，康熙六十一年（1722）九月辛未條。
[20]見《世祖實錄》卷025順治三年（1646）三月己未。
[21]見《清史稿》：《地理五·江蘇》、《地理六·安徽》。
[22]《世祖實錄》卷十六，順治二年（1645）五月庚寅。
[23]見《世祖實錄》卷二十二，順治二年十二月癸巳（1646年1月31日）條；及卷二十四，順治三年（1646）二月丙戌條。
[24]見補熙序，乾隆《江南通志》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下簡稱《四庫全書》）本。
[25]靳輔序，乾隆《江南通志》卷首，《四庫全書》本。
[26]《世祖實錄》卷十六，順治二年（1645）五月庚寅。
[27]《世祖實錄》卷十九，順治二年（1645）七月乙卯。
[28]《世祖實錄》卷二十二，順治二年十二月壬寅（1646年2月9日）。
[29]見《世祖實錄》卷二十三，順治三年（1646）正月壬子條；《世祖實錄》卷二十五，順治三年（1646）四月己亥條。
[30]《世祖實錄》卷四十四，順治六年（1649）五月癸未。
[31]見《世祖實錄》卷四十七，順治七年（1650）二月甲午條；卷一百三十二，順治十七年（1660）二月癸巳條。
[32]見《世祖實錄》卷一百十一，順治十四年（1657）九月辛丑條。參見卷五十六，順治八年（1651）四月辛酉條，以王文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卷一百二十七，順治十六年（1659）八月癸巳條：“起原任漕運總督蔡士英，仍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海防軍務(wù)，兼理糧餉�！�
[33]《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二，順治十七年（1660）二月癸巳。
[34]《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二，順治十七年（1660）二月壬寅。
[35]見《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三，順治十七年（1660）三月甲戌條。
[36]《世祖實錄》卷十九，順治二年（1645）七月丁丑。
[37]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六，歷年裁汰衙門條，《四庫全書》本。
[38]見《世祖實錄》卷九十三，順治十二年（1655）八月壬戌條。
[39]《世祖實錄》卷一百二十六，順治十六年（1659）五月戊子。
[40]見《世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七，順治十六年（1659）八月癸巳條；《圣祖實錄》卷一，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辛未條：“安徽操江巡撫宜永貴，以病請代。慰留之。”
[41]《圣祖實錄》卷二，順治十八年（1661）四月丙午。
[42]《圣祖實錄》卷六，康熙元年（1662）三月乙亥。
[43]《圣祖實錄》卷十五，康熙四年（1665）四月甲子。
[44]見《圣祖實錄》卷十五，康熙四年（1665）四月己巳條。
[45]《圣祖實錄》卷十五，康熙四年（1665）五月丁未。
[46]《圣祖實錄》卷十七，康熙四年十一月戊申（1666年1月1日）。
[47]參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二《輿地志·公署》，《四庫全書》本。
[48]見《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四，順治十七年（1660）四月戊戌條；卷一百三十六，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己丑條。
[49]見《世祖實錄》卷六十一，順治八年十二月丁卯（1652年2月3日）條；卷八十五，順治十一年（1654）八月庚午條。
[50]按：此條提及“江南巡撫土國寶”云云，土國寶實為江寧巡撫。又：臺北中研院史語所之《清實錄》電子版，另有數(shù)處“江南巡撫”，經(jīng)核對原文，均為誤植。
[51]見《圣祖實錄》卷一百十五，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丁巳條；卷一百十七，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1684年12月8日）條。
[52]見《圣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二，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月丁亥條。
[53]見《圣祖實錄》卷一百三十，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丙寅條；卷一百三十四，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壬寅條。
[54]見乾隆《江南通志》卷首，《四庫全書》本。并參見《萬壽圣典初集》，《四庫全書》本。
[55]見乾隆《江南通志》卷首，《四庫全書》本。
[56]同上。
[57]見《世宗實錄》卷二十四，雍正二年（1724）九月壬戌條。
[58]見《世宗實錄》卷九十七，雍正八年（1730）八月壬寅條。
[59]見《高宗實錄》卷六百二十四，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一月辛亥條；卷七百四十一，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癸巳條。
[60]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二，《輿地志·建置沿革總表》，《四庫全書》本。
[61]同上。
[62]《圣祖實錄》卷二十三，康熙六年（1667）七月甲寅。
[63]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二，《輿地志·公署》，《四庫全書》本。
[64]《圣祖實錄》卷十二，康熙三年（1664）五月丁卯。
[65]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二，《輿地志·公署》，《四庫全書》本。
[66]《世宗實錄》卷九十七，雍正八年（1730）八月壬寅。
[67]見乾隆《江南通志》卷首，《四庫全書》本。
[68]《高宗實錄》卷六百十五，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己丑。
[69]《高宗實錄》卷六百三十，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月乙酉。
[70]參見傅林祥：《江蘇建省問題新探》。
[71]《宣宗實錄》卷三百三十二，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己酉。
[72]《仁宗實錄》卷六十，嘉慶五年二月壬子。
[73]參見《穆宗實錄》卷十一，咸豐十一年十一月辛亥（1861年12月28日）條。
[74]《穆宗實錄》卷一百九，同治三年（1864）七月中己酉。
[75]曾國藩：《奉旨分條復(fù)陳折》，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
[76]《穆宗實錄》卷一百十三，同治三年（1864）八月己丑。
[77]《德宗實錄》卷五百四十，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丙寅（1905年1月27日）。
[78]《德宗實錄》卷五百四十一，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甲午。
[79]《德宗實錄》卷五百四十二，光緒三十一年（1905）二月戊辰。
[80]《德宗實錄》卷五百四十三，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庚寅。
評論加載中，請稍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