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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時期抗金名將韓世忠的夫人梁氏，曾在黃天蕩之戰(zhàn)中親執(zhí)桴鼓，助其丈夫大戰(zhàn)金兀術，被封為揚國夫人。其事跡被編入史籍，后有好事者演義為小說、戲劇。所謂梁紅玉，即小說家為她取的名。
  有關梁紅玉的籍貫，正史無載。社會上卻有三種說法。一為鎮(zhèn)江籍：因宋人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說她是“京口娼”，故《鎮(zhèn)江府志》收其名籍。然《鶴林玉露》為筆記小說，不足為據(jù)。二為池州籍：見于網(wǎng)絡流傳，說梁紅玉出生于貴池武將之家，家道中落后，她流落到京口，然查無實據(jù)。三為淮安楚州籍：既有碑銘可查，又有文獻可考，在歷史上已成為定讞。
  最早考訂出梁紅玉籍貫的學者是明末清初的錢謙益。錢謙益妻柳如是，號河東君，雖是秦淮歌妓出身，卻有忠心愛國思想。在明朝江山岌岌可危的時候，她以巾幗英雄梁氏自比，雅好談兵，甚至有時還頭飾羽雉，裝扮成戲文中梁紅玉的形象。受河東君影響，明末時期的錢謙益民族氣節(jié)尚存，他曾于崇禎十四年（1641辛巳）冬，與河東君泊舟京口，指顧金、焦二山，賦懷古詩云：
  柁樓尊酒指吳關，畫角聲飄江北還。月下旌旗看鐵甕，風前桴鼓憶金山。余香墜粉英雄氣，剩水殘云俛仰間。他日靈巖訪碑版，麒麟高冢共躋扳。
  詩中由對梁紅玉英姿的描繪，生發(fā)出他日到蘇州靈巖山韓世忠墓前祭奠英靈的心愿。果然在三年以后，也就是在甲申年（1644）二月，錢謙益攜柳如是到蘇州鄧尉山賞梅，途經(jīng)靈巖。韓世忠墓坐落在靈巖山的西麓，近旁有一塊神道碑，額題“中興佐命定國元勛之碑”。此碑高4米多，字數(shù)逾萬個，俗稱“萬字碑”。碑文為隆興年間禮部尚書趙雄撰，給錢謙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祭掃之后，錢謙益寫下了《韓薊王墓碑記》，對梁氏生平考訂尤詳。他認為“《宋史·列傳》援據(jù)雄碑，其書揚國夫人事，則碑為詳”，“因采遺事，記其本末。”其考訂揚氏籍貫曰：“碑云：揚國家楚州，織簿為屋。蓋揚國家本楚州，寓京口也�！庇直媪_大經(jīng)《鶴林玉露》指稱韓世忠初與梁氏相遇時，世忠尚為小卒為誤。稱：“薊王起銀州，積功轉(zhuǎn)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diào)西師討方臘。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揚國于京口，當在此時。王為裨將，非小卒也。”由此可見《鶴林玉露》記載不實，乃小說家之言。
  錢謙益的考證引起了清代著名學者閻若璩的注意，后經(jīng)他的提議，梁氏的名籍被收入康熙年間纂修的《山陽縣志》�！稘撉駝懹洝肪矶�《釋地余論》中就有閻若璩答復“近修《山陽縣志》有以此地何由得名來問者”的記載。涉及到將梁氏名籍收入《山陽縣志》的提議則見于《潛邱剳記》卷六《與劉超宗書》：
  又郡志（指的是明天啟年間纂修的《淮安府志》）人物缺載頗多，如列女揚國夫人梁氏，見趙雄所撰《韓忠武墓碑》，在靈巖山下。流寓邴根矩見《三國志》，俱宜補入。
  劉超宗名埕，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曾官青陽訓導，因長于經(jīng)學，雖病廢家居，請業(yè)者日益進。他是康熙本《山陽縣志》撰修者之一，閻若璩《挽劉超宗》中有“鄉(xiāng)邦志文藝，終古首編摩”詩句可證。閻若璩的提議得到康熙本《山陽縣志》主修人張鴻烈的重視。鴻烈字毅文，曾授翰林院檢討，亦是山陽人，與閻若璩有唱酬。他經(jīng)過一番考查，確定梁紅玉是楚州北辰堰（又稱北辰坊）人，為此還寫了一首詩，題為《北神（辰）堰韓薊王揚國夫人梁氏》：
  北神堰枕清淮流，居人織葦堰上頭。薊王夫人昔家此，隨母播遷到潤州。
  此詩見于張鴻烈《淮南詩鈔》，作者又有題注曰：“北神堰即今新城北門外迤西是也，梁夫人微時家此。”
  雖然張鴻烈主修的康熙本《山陽縣志》已成書，由于編輯過程中“山陽令七易其人，遂置刻事不問”，志稿“旋復散佚”。但后來由任瑗、吳玉搢等人就張鴻烈殘稿補輯成書的《乾隆纂修山陽縣志》，以及延續(xù)下來何紹基、丁晏等輯編的《同治重修山陽縣志》，均采納了閻若璩的意見，沿用了康熙本《山陽縣志》的做法，將梁氏收入《人物傳·列女》中，曰：“宋，梁夫人，薊王韓世忠妻，楚州北辰坊人。初，江淮兵亂，梁流落為京口娼家女。”刊刻于乾隆十三年的《淮安府志》（衛(wèi)哲治、顧棟高等人纂修）卷二十二《列女》中，記載了揚氏的名籍，并注明：“事見《鶴林玉露》及錢謙益《韓薊王碑》”�？�刻于民國1933年的《韓忠武王祠墓志》（顧沅、程勛輯）則收錄了錢謙益《韓薊王墓碑記》全文�，F(xiàn)代著名學者鄧廣銘先生著《韓世忠年譜》也引入錢謙益的這段考證。由此可見，錢氏有關梁紅玉籍貫的考證，已得到古今學者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