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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5月，我差一個月滿20歲，學校停課已經(jīng)3年，最高領袖毛澤東一紙“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很要必要”的最高指示，將所有15歲到22歲的中學生送去農(nóng)村。我被分配到云南隴川農(nóng)場丙寅分場第20生產(chǎn)隊，后改生產(chǎn)建設兵團建制稱三師十團四營一連。
  走過人生大半截的我，打心底里承認，在隴川的那幾年成就了現(xiàn)在的這個我。隴川農(nóng)場是哺育我生命的搖籃。在那里，我實質上經(jīng)歷了一場成人禮。
  我是怎樣下鄉(xiāng)的
  我生于1949年，人生的前16年和我的同時代人大同小異——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1966年爆發(fā)文化大革命，家國一體的體制下，國家的命運決定了個人的命運。
  1966年，我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念高一，是學校品學兼優(yōu)的優(yōu)等生，學生會主席，一直在贊揚聲中長大，此時發(fā)生了“文革”。在老干部中，我的父親是被揪出來最早的極少數(shù)人中的一個。他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將，后來又升級為四家店黑掌柜。這牽連到我母親也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將。當時鄧小平的女兒，我的高一同學鄧榕曾告訴我，她問過她父親，說我父親的問題是中央決定的，要我不要抱任何希望。這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的父親得知后也黯然失色。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我父親的問題仍然遲遲不得解決，我母親為他到處奔波，才知道當時一批老干部被毛澤東畫圈做重案處理，父親也在其中。而在我父親被“揪”出后不久，劉少奇、鄧小平都被毛澤東當作異己分子“揪”出來了。
  家里出了這么大的事情，我這個一路鮮花一路凱歌、只認公理公義的高一學生，居然還不曉得應該害怕應該示弱，直到我被同學揪到學校高臺上為走資派的父親而挨斗。
  此后，班上和學校所有的同學都不再理我了。在食堂吃飯時有的初一小同學還專門往我的飯碗里吐唾沫。我同班的幾個當紅衛(wèi)兵的同學，專程到我家抄家。老保姆趙婆婆告訴我，來抄砸的有幾撥紅衛(wèi)兵。趙婆婆是個旗人，50多歲了，很有血性，當即就去派出所告狀。讓我的大弟楊都都看家。都都那時十二歲，餓了大半天沒吃飯，就在一片狼藉中第一次自己開煤氣煮棒子面吃。好在趙婆婆及時趕到，發(fā)現(xiàn)那棒子面里全是玻璃茬，才沒讓他吃下去。
  家里呆不下去了，父母也都給關起來了，趙婆婆帶上我們姐弟三人搬到清華大學旁邊的一間小茅屋棲身。一天楊都都自己上街，踢小石子踢到清華附中某個紅衛(wèi)兵，在其喝問下說出爸爸是走資派，結果被帶到學校關起來打，之后精神失常在野地里狂奔了一天，找到他時已經(jīng)完全瘋了。從此種下了精神病的根子，一生被毀掉了。
  還有一個8歲的小弟弟楊飛飛比較乖巧。他在東交民巷小學上二年級，因為是大走資派的兒子，只要上學就得挨打受罵，受盡欺辱，老師自顧不暇，也管不了。為了躲避，他居然想出個辦法：每天照常對家里說他上學了，然后坐上各路公共汽車消磨時間，從起點坐到終點，循環(huán)往復，到下學時分再回家。這樣的小學生活居然過了好幾年，等于是個有家的流浪兒，而家里誰也不知道。上個世紀90年代，“文革”結束十多年了，一次他和我一起出游時，不經(jīng)意間偶然講起我才知曉。作為姐姐，我的辛酸無以言表。
  記憶最深刻的，是那一段日子里父親給我上的人生第一課。1966年5月8號是個星期天，母親在河南四清工作團，父親帶我們?nèi)齻�孩子去頤和園玩。中午回家，看到報紙頭版頭條赫然大字寫的是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署名是高明、何炬。父親看到這個報紙就愣在那里，嘴巴里不停地喃喃自語：今天不該出去。過了多少年后我才懂得，從那個時刻開始，他憑著在黨內(nèi)多年的政治經(jīng)驗已經(jīng)嗅出一場政治大風暴即將來臨，而這個發(fā)動者就是毛澤東本人。父親需要時間來做好精神準備。有沒有這個準備結果會完全不同，很多人在“文革”中不是被別人直接殺害，而是自己經(jīng)受不住精神折磨自殘自殺。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對我講我母親后來寫在《思痛錄》里的1941年“延安搶救”他受冤屈的事情。當時他就判斷即將到來的“文革”將是一場錯誤的、專門打倒黨內(nèi)外好人的運動。父親的判斷來自他的經(jīng)歷。1936年，他在清華大學一二九運動中加入共產(chǎn)黨，1938年到延安，1941年在搶救運動中被打成國民黨特務，甚至戴著特務帽子在延安一年多。后來是毛澤東親自糾正錯誤脫帽鞠躬向被錯打的人致歉。他就原諒了。
  父親告訴我，黨會犯錯誤，糾正錯誤需要一段時間，估計這次運動到糾偏至少需要三年。這三年他可能過不去，可能活不下來，但絕不是自殺。因為在“延安搶救”被打成特務時他曾有過自殺的念頭，熬過來以后不會再有了。1966年5月17日鄧拓自殺，聞訊后我父親嘆息不已。他說他曾在4月間告之鄧拓至少要準備帶帽三年，但鄧拓沒有經(jīng)歷過“延安搶救”，沒能挺住。他要我無論家里發(fā)生什么事情，絕不能動搖，要永遠跟著共產(chǎn)黨走。我后來知道，像我父親這樣對“文革”的殘酷有預見的老干部并不多，但是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文革”競持續(xù)了10年，他從被打倒到被“解放”竟然整整12年！
  在當時，我瞪大眼睛聽，好像自己完全失去知覺了。這是天方夜譚嗎？實在太可怕了！可是，不管那時我想聽不想聽，甚至心理抗拒著不愿意聽，大腦都像留聲機一樣，把這些話統(tǒng)統(tǒng)刀刻一般地永遠印在我腦海里了。在我未滿16歲的時候，我第一次懵懵懂懂地曉得了原來這個世界的黑暗不是來自外邊，而是來自共產(chǎn)黨內(nèi)部。1998年，我母親寫的思痛錄開篇就是“搶救失足者”，揭露這一段歷史，出版后引起社會巨大震撼�？芍钡饺缃�，這個歷史秘密并沒有完全揭開。
  1966年5月，讓我這個對黨和毛澤東無限崇拜的孩子理解這些，實在毫無可能。多年后我長大成人，才真正理解了父親的苦心。他預料到自己的寶貝女兒將面臨嚴峻的人生路考，弄不好會被摔下車粉身碎骨，所以下定決心無論我能不能理解，也要用最快的速度給予我最嚴重的告誡，讓我有思想準備。多少年了，父親當時的嚴峻神態(tài)和一口淮安方言穿過歲月之河，經(jīng)常浮現(xiàn)在眼前，回響在耳畔，提醒我不要忘記也不能忘記過去。
  自1966年6月起，我一下子從巔峰掉到深谷，不但原有的所謂革干子弟身份和好學生的地位被砸的粉碎，家庭和生活也被完全顛覆了。我再也沒有了快樂。父親被關在建國門外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母親當時是河南安陽四清工作團團長。剛下火車不讓回家就被送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挨批斗，結果一下子瘋了，連我都不認得，醫(yī)生說是嚴重的精神抑郁癥。批斗班結束，原來在東交民巷10號的家早就沒有了，她被送進人民文學出版社宿舍，由我家做飯的保姆張文英看著。那時，趙婆婆帶著我和兩個弟弟住進清華大學東門對面的小茅屋。過了兩年，直到我父親在哲學社會科學部受押期間不知用什么法子直接向北京市申訴無房，才在偏遠的永定門丁家坑新建區(qū)得到一套兩間的單元房。我把患病的母親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宿舍接出來，又把兩個弟弟接來，和張大媽一起，老幼病殘組成了一個家。我母親后來寫過一篇中篇《夕陽賦》，就是寫趙婆婆在我們家四分五裂的時候，怎么保護了我們?nèi)齻�孩子的故事。
  在這種情況下，1969年，我被分配去云南農(nóng)場。工宣隊說，這算是照顧你了，你這樣的走資派子女，應該去農(nóng)村插隊。1966年5月15日12點47分我和同學登上了去云南的列車。我清晰地記得，瘦小的媽媽當時穿著藏藍色的上衣，站在車窗外面抿著嘴唇，似笑非笑的望著我。而最讓她寬慰的是，她知道她的女兒沒有辜負她，她的女兒和她18歲參加共產(chǎn)黨一樣，就在這一刻離開家庭奔向社會了。
  列車緩緩啟動時，車廂內(nèi)外，哭聲一片，而我大聲呼喊著：媽媽，再見！北京，再見！我在用行動向媽媽，向老師，向社會證明了我是革命的不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
  艱苦勞動中自我磨礪
  如果說，“文革”初期的那幾年讓青少年的我經(jīng)歷了人生的大跌蕩，在嚴酷的社會環(huán)境逼迫下，被動地被捶打，那么，隴川農(nóng)場的經(jīng)歷才是真正地自主磨練和自我造就，從肉體到精神鍛造出了今天的這一個我。
  對于下鄉(xiāng)我沒有什么思想準備，只是想證明自己�，F(xiàn)在想來，這其實是從未受過屈辱卻驟然落到社會底層的我最為自然的一種反抗。人的意志力所能發(fā)揮的力量實在難以想像，我從未經(jīng)歷過任何艱苦生活的磨練，卻能在農(nóng)場勞動中一下子完全適應，沒有覺得有多苦。
  我當時的理想是，只要人能干的我都要會干，結果練就了十八般武藝。農(nóng)業(yè)連的所有農(nóng)活，無論育秧、插秧、割谷、貫谷、曬場、犁田、耙田、種甘蔗、收甘蔗、糖廠小工、種玉米雜糧、種菜、喂豬、打豬草、出豬圈、拖土坯、蓋房子等等，樣樣我都做得來。我還當過代課教師，給連隊的三年級小學生上過語文和算術課，做過炊事員，在連隊食堂用大鏟子炒連隊百多號人的菜。甚至還在嬰幼兒室當過一段阿姨。當?shù)氐娘L俗都是用一大塊布把孩子綁在身上。我居然比湖南老鄉(xiāng)還土，胸前裹一個，背后綁一個，然后左手、右手各領一個，我一個人可以一下子帶著四個孩子，再招呼著其他的孩子。
  在云南，吃大苦，耐大勞真是到了極限。農(nóng)忙時天不亮就起身去插秧，天墨黑才收工。一天干16個小時。插秧永遠彎著腰。放高工效時我一天最多能插三畝地，而且行距株距很密，4寸乘6寸。現(xiàn)在想想都覺得自己夠偉大。三畝地你就是一趟趟走來回要多少時間！
  記得我被派到水庫工地推土車。一車土裝的滿滿尖尖，從高坡往下跑，我一天能推一百多車，干下來渾身筋骨都像散了架一樣。水庫工地還要為澆注大壩攪拌水泥，這個活不是女生干的。當時缺人手，工地讓我們班上。我一個女的當班長，帶著全班的男隊員用長把鏟子攪拌水泥和石頭子，那一鏟子下去就像要把你的五臟六腹都折斷一樣那么沉。但是我挺過去了，沒有人了解我的感受，只知道我特別能干。
  我那時相信一句話：身體是肉做的，人的意志是鋼的。在水庫工地上一天開五餐，每頓飯我能吃下一斤米，沒有什么菜�，F(xiàn)在想想，覺得盡管自己當時年輕幼稚，盲目蠻干，但是人的潛力實在是太大了，有很多你無法想像的事，只要你覺得你能承受，就真的可以承受了。
  記得最難的農(nóng)活是犁田。那是男人干的。連隊的女知青老大何曉萍和老職工學扶犁耕田，我也跟著學。至今記得，最難是扶犁過田埂，右手將鐵犁把向右偏，左手提起鐵犁中粱，憑巧勁將七八十斤重的犁從一塊田拔起插入相鄰的另一塊田。勁兒使不對不是犁頭插入耕地太淺，就是被老牛拖一小段路才入土，以至于靠近田埂的地沒被犁到。那時，我總是嫌老水牛走得太快，我提犁太慢，跟不上。犁田當然要打赤腳。清晰地記得犁田是在一月份，云南的一月也夠冷。何曉萍和我赤著腳，凍得在地上蹦高。
  那時雖是個小知青，我卻不滿足于按照傳統(tǒng)方式種田。不僅自己試驗豬飼料，還跑到總場科技站找技術員，說我想做水稻良種試驗，請指導。那個技術員姓翁。2009年5月20日，北京知青回訪團回到隴川農(nóng)場時，接待處告訴我，一個姓翁的退休的總場副場長找我。我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就是那個曾經(jīng)幫助過我的翁技術員。翁場長告訴我，十多年中，無論北京、四川、上海還有昆明的隴川知青，找農(nóng)技站要做農(nóng)業(yè)科技試驗的，我是唯一的一個，所以他不會忘記我。
  我記得大約是1971年春，我去場部科技站問誰是技術員，一個面目清癯，高高瘦瘦的男子說我就是，姓翁。我問，水稻能不能培育更高產(chǎn)的新品種呢？翁技術員很無奈地回答：現(xiàn)在農(nóng)業(yè)科技沒人管沒人問，哪里有人還想這個？我說我想試一試，感動得翁技術員從雜亂的家什中立即翻出了幾本農(nóng)業(yè)科技書送給我。在他的指導下，我真的做了兩季的水稻育種試驗。先是在連隊的菜園里用卷秧育種，知青顏英還幫助我一起做。而后向連長張才揚要了一塊五分田，自己插秧施肥。這塊田長勢很好，張才揚很高興，說估摸產(chǎn)量要高出一般稻田的一半。但是在抽穗灌漿的時候，水稻長蟲了，必須打藥。結果我太著急藥打多了，收成的時候稻谷空殼有一小半，而且曬場時我沒在，試驗田和大田的稻谷混了，沒法用新稻谷選種了。當時我難受了好多天。不過，現(xiàn)在想起來，這是我第一次自發(fā)、自主作農(nóng)業(yè)科技試驗，失敗了很正常。重要的是，我并沒有被家庭在“文革”中的苦難所嚇倒，在老職工和農(nóng)場技術員支持下走過的這段寶貴經(jīng)歷，正是我努力自立自強的寫照。直到今天，我做了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仍然以三農(nóng)為本，矢志不渝地幫助農(nóng)民做綜合性的農(nóng)民協(xié)會的試驗。綜合農(nóng)協(xié)不僅做金融合作、供銷合作，還做農(nóng)業(yè)技術推廣和社區(qū)教育，而三十多年前隴川農(nóng)業(yè)試驗打下的思想基礎是起了作用的。
  所有這些活計都是自己有意識做的。知青里幾乎沒有人像我這樣要求自己。這是因為經(jīng)歷了“文革”初期的苦難，我知道一生一定要靠自己站起來，肉體的痛苦與精神的折磨相比真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只要自己什么都做過，什么苦都能吃，就什么都不怕，今后就沒有什么能打得倒我了。
  老職工和連隊干部對我有一致好評。不僅屢屢評選我為知青模范，還幾次提出要發(fā)展我入黨。我說了我的父親是沒有解放的干部，他們說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入黨。黨組織居然向北京發(fā)出了外調(diào)函。多年后我回到北京，我父親的專案組李組長專門找到我說，曾多次接到過我所在的農(nóng)場和工廠的外調(diào)函，都為了要發(fā)展我入黨，而他們無權決定只有簡短回信說等待上級給結論。這樣一直延至1975年，這位李組長大著膽子給當時我所在的張家口樹脂廠黨委回函說楊述的問題我們認為不影響楊團入黨，請你們自行決定。廠黨委就以此為據(jù)，當即發(fā)展我入了黨。而我的父親被宣布解放，是在我入黨后三年，上大學后三個月的1978年11月間，胡耀邦做黨中央組織部長時親手將毛澤東欽定的一批重案徹底推翻，去掉了一切誣陷和不實之詞。
  我在云南的三年多，除了不能入黨，沒有感受到其他政治壓力，這份幸運源自隴川農(nóng)場領導的一個重要決定。當時同樣處于“文革”風暴中的隴川農(nóng)場，張志誠書記、李岱東場長等一批老干部也曾一度靠邊站，是他們出于敏銳的政治判斷，意識到來自“文革”中心——北京知青的家庭會有各種復雜情況，于是商定采取整體保護政策，將所有知青的檔案統(tǒng)統(tǒng)放在總場，不下放到各分場，不讓我們的家庭情況擴散。
  而這個十分重要的信息遲至2009年5月，北京知青組織回訪團集體回云南隴川參加40周年紀念活動途中，從最后一批離開隴川的知青議論中我才知曉。
  當時，已近60歲的我，心底止不住奔涌的狂瀾。隴川農(nóng)場啊，我的保護神！是你讓我像從“文革”牢籠飛到廣闊天地的小鳥，從此不再備受歧視和打擊，得到了和別人一樣的平等對待。不但恢復了我以往真誠樂觀的本性，還增添了一份堅韌執(zhí)著和旁人難以覺察的深沉。若沒有隴川農(nóng)場的寬松環(huán)境，我真不能想像自己后來的路。我能撐得下來嗎？即便撐下來能不扭曲變形嗎？
  我的人生總結
  現(xiàn)在的這一個我，是“文革”和下鄉(xiāng)這兩場大運動鍛造的。
  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只有16歲，懵懵懂懂中只知道爸爸媽媽成了人人所不齒的大黑幫，天坍塌了，以后怎么活？我不知道。生我養(yǎng)我的是父母，但是在他們遭罪、無暇顧及我時，社會的重壓讓我茫然不知所措。
  命運使然，1969年我和萬千知青一起被上山下鄉(xiāng)了。我的人生軌跡和萬千知青一起被改變了，城里的孩子來到了云南邊陲——隴川農(nóng)場。是隴川農(nóng)場幫助我從個人的家庭苦難中走出來，走向廣闊的土地和民眾。在那里，我和中國最底層的農(nóng)民出身的老職工朝夕相處，他們的寬厚、淳樸和包容讓我這個當時被打到社會最底層的大黑幫子女，心底的感激無法言說和永生銘記。
  隴川農(nóng)場的經(jīng)歷，讓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義，讓我與勞動和勞動人民建立了真摯的情感，找到了一條可以自強自立活下去的路。有這段生活墊底，后來無論我自己有怎樣的變化，對勞動和勞動人民的這份深情厚誼只會在我心里不斷發(fā)酵，像陳年老窖，隨著歲月的流逝越發(fā)醇厚。
  “文革”讓人變得瘋狂，人不再是人，而是和畜生為伍，而農(nóng)民大爺大媽叔叔嬸子，農(nóng)民出身的老職工們都還保持著人的本真和本性。我從自身的經(jīng)歷中感受到，人性不是由文化高低衡量的，人道來自最淳樸的自然。農(nóng)民最接近自然，他們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他們從不會按照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去歧視一個人，他們的心地是最純樸和最少污染的。
  “文革”浩劫和云南農(nóng)場之于我，不是青春歲月的理想和記憶的凝結，而是生命在烈火中行進的鍛造。讓我真正懂得了人民是什么？人性是什么？在未來的歲月里怎樣做一個永遠有良知的、永遠不會昧良心的人。此后，我所有的情感、思想、選擇和作為，全部基于這些經(jīng)歷。
  62歲的我，總結走過的人生，有三條體會：
  第一，苦難是人生的財富。沒有“文革”，沒有下鄉(xiāng)，就沒有今天的我。苦難常常在你快要忍受不住時，恰恰是將要過去的當口。人的忍耐力超過你自己的想像力，跨越苦難產(chǎn)生于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第二，健康和積極向上的心態(tài)和人格是人生的財富。它一半來自于對于艱難困苦的堅忍的承受力，另一半來自于對生活、對土地、對社會、對人們、對周圍一切廣闊而深沉的愛。我最喜歡艾青的兩句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熱淚，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在艱難時，轉折時，委屈時，振奮時，默誦著蕩滌我靈魂的這兩句詩，眼眶不由地濕潤，心底充滿了力量。
  第三，追求公平和正義，為實現(xiàn)“人”的價值而奮斗，就是在使用和積累人生的財富。每個人都是浩瀚宇宙中的沙粒，微不足道，但又是一條鮮活的生命，會跌倒、會哭泣，需要旁人的扶持和相依的溫暖。我從為擺脫自家的冤屈、為個人的價值而奮斗，到現(xiàn)在為弱勢群體尤其是整個農(nóng)民群體的價值而奮斗，這條人生之路是從隴川農(nóng)場出發(fā)的。是隴川農(nóng)場，讓我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基礎，開始積累屬于自己的人生財富。后來當我有能力和條件做出獨立選擇時，這樣的人生財富就成為我為所有“人”的公平、正義而奮斗的源泉。
  隴川農(nóng)場，哺育我生命的搖籃，我對你，永遠懷有深深的敬意和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