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圖書館于上世紀80年代初與北京中國書店進行復本交換時，得到蔣黼《浮海日記》紅、綠格毛裝抄本一冊。此書蔣氏自刻本改稱《東游日記》，存世無多，各種書目多未著錄，復旦藏《日記》抄本與刻本相比，除書名有異，也更接近蔣黼當時記錄的原始形態(tài)，其稀有難得更可以想見。《日記》記述光緒29年（1903年，日明治36年）東渡訪問日本大阪內國勸業(yè)博覽會的見聞，頗能反映當時兩國文化經濟交往的實態(tài)，與已公開發(fā)表的張謇（ㄐㄧㄢˇ）《癸卯東游日記》、單士厘《癸卯旅行記》、《那桐日記》有許多可以比照參證的地方。
蔣黼（ㄈㄨˇ）（1866～1911）字伯斧，名一作黻，祖籍蘇州府吳縣，出生于淮安府山陽縣，曾任清學部候補郎中。他在近代學術史上為人所知，主要有二端：戊戌變法前與羅振玉創(chuàng)農學會、東文學社于上海，編刊中國最早的農學刊物《農學報》，陶育了王國維這樣兼通中西的學者；1909年從伯希和處獲見敦煌藏經洞寫本，輯有《沙洲文錄》、《敦煌石室遺書》，又撰《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等論文，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先驅人物。
赴邀盛會 游歷三島
近代以降，日本效法歐美先進國家，在國內迭次舉辦博覽會，以展示國力，推轂工商實業(yè)。1903年3月1日至7月31日，第五回內國勸業(yè)博覽會在大阪天王寺今宮舉辦，邀請了歐美諸國和周邊鄰國參展。會前在中國報紙刊登廣告，通過各種管道廣發(fā)請?zhí)�，蔣黼記「凡有請?zhí)邥匈泝?yōu)待票，得自由出入會場，不取游貲，并得游觀東西京諸離宮」，會后統(tǒng)計，中韓來賓達6千人之多。
清廷除了派出以貝子載振、侍郎那桐為首的官方代表團外，江蘇、湖南、湖北、四川、山東和福建6省都以本地物產送展，如湖廣總督端方派遣道員劉世珩解送展品赴日，方若、李宣龔和高夢旦等人也以公私名義前來觀摩。
中國展品「差強人意，無甚精彩」，也刺激了中土有識之士。7年后，經實業(yè)家張謇擘劃，南洋勸業(yè)博覽會在南京成功舉辦，直接借鑒了日本方面的經驗，受到中外關注。
筆者對印刷史比較關注，相關史料記載，有一位辦報紙的傅崇矩自博覽會購歸真筆五色版一具，為西南內地引入油印技術之始，可見此次展覽雖稱「內國」，其輻射圈并不囿于主辦城市和主辦國。
蔣黼收到羅振玉轉交的博覽會總裁平田東助的請柬，因同游諸友都已先期出發(fā)，遂與「農會舊友」張謇結伴同行，并有「舌人」通譯，1903年5月27日自上海乘日本郵船「博愛丸」啟程，7月29日返滬。他充分利用了這次密集接觸異國文化的經驗，幾度參觀博覽會中的農業(yè)館、林業(yè)館、水產館、工業(yè)館、機械館和美術館，并遠出考察，經行本州島、九州島和北海道三島20多個大小城市，博物館、圖書館、銀行、官府、造幣局、電站、農場、商家、工廠、報社、人工港和寺廟等場所、機構訪問殆遍。
考察西式教育 撰成教育「八策」
蔣黼與張謇對于農墾、教育有躬行踐履的經驗，因此訪問中興味最濃。對于幼兒園、小學和職業(yè)學校的觀察尤其細致，如對大阪府立農學校有如下記述：
此校立于明治21年，內置農科及獸醫(yī)科……校內除各教室外，有寄宿舍，有養(yǎng)蠶場，校外有解剖場，有家畜病院，有蹄鐵場，有牧夫小屋，有農夫小屋，有堆肥小屋，有種牛舍，有農產制造室，有家禽舍，有養(yǎng)蟲室，有溫室，有水禽舍，有實習所。校前為場圃，有普通農場，有試作地，有實驗地，有蔬菜園，有桑園，有茶園，有陸田，有水田，有生徒擔當地（令各生分領而自種之，以比較優(yōu)劣），有體操場。農科學生每日午前受業(yè)，午后至場實習。生徒之畢業(yè)者或為各郡村實驗場技師，或自治農業(yè)，或游學海外，亦有愿留本校為專攻科生徒者。
但凡學制、科目、職位設置、學生人數、創(chuàng)立經過和經費來源等，蔣黼均一一詳錄，校舍構造、日文盲文之類，并附圖表。張、蔣二人重視幼兒園、小學和職業(yè)學校在大學等高級機構之上，也具見卓識。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狀況，蔣黼尤其予以關注。僅農歷6月初三日一天，就在橫濱約見多人。當天二度會見當時在弘文書院留學并擔任留學生會館干事的陳福頤，并應請捐助；同日并與另兩位弘文學院學生彭樹滋、吳廷翼接談。其后又赴成城學校訪問章亮元、洪杰安兩位學生，對于他們的生活狀況有詳細的調查。成城學校有警務、師范等科目，學制有半年、一年半等多種，期在速成，「皆由舌人傳譯，不習東文東語」。
蔣氏有感于內地開設小學堂者漸多而苦無教習，提出由地方政府甄選學員赴日本就學，「宜令各縣選中文優(yōu)長、略通科學之士三數人，申送省城，匯送日本。學費由各縣自籌，以一邑之財力籌千余元為培養(yǎng)教員之費，非難事也」。
返國之前，教育家嘉納治五郎舉辦園游會，遍請東京教育界及中國考察教育各員，并陳列自維新以來各教科圖書以資研究。但「人多時促，彼此尚不能遍通姓名，遑論探討」，蔣氏對此直率地予以批評。也可見他的考察不重「脫帽拉手」的虛文，而劬求切實之效。
游記之末附錄了改進中國教育的「八策」，即定一尊、明倫理、重公德、養(yǎng)廉恥、勖自立、作勇氣、教嬰孩和注意音樂。勖自立、重公德等項，其主旨非常接近現代教育理念。重公德一節(jié)提出，「（外國）學校之中，編公德為唱本，以敗群為大辱。西國都市花園之花木，雖五尺童子絕不攀折。小事如此，大者可知。國者最大之公共物也。人民有公德心，必富愛國心。日本近年亦深注意此事，故其團體日固而社會之程度日高」。蔣黼返國兩年后，撰成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中國教育史（資料）》，與他在這次訪問中的見聞和反思大有關涉。
筆談金石 瀏覽善本
東行之前，蔣黼與旅華日本人藤田豐八、岸田吟香以及旅日浙江慈溪商人王仁干等已多有往還，此行又拜訪了藤澤南岳、嘉納治五郎、竹添光鴻等名流學者，互贈著作。
蔣黼日記中接觸最多、締交最深的日本學人是內藤湖南�！逗显姶妗分小洞螐埣局钡钭嵸x呈》二首題下自注「癸卯六月」，而下一首《次蔣伯斧韻》未注撰作時間（友人印曉峰點校本《內藤湖南漢詩文集》），據《浮海日記》，可知內藤當時為大阪《朝日新聞》主筆，農歷5月13日午后朝日新聞社主人村山龍平等招飲張、蔣于著名的金波樓，即席唱和，此詩即作于同日、同時、同地。兩人同歲，都有金石癖，往復多次筆談，舊學商量，新知傾倒。
內藤主張「貴國富古金石百倍于敝國，而敝國之富古寫經、舊鈔書則似過于貴國，此宜參互合證者」。蔣黼則對日本自西方引進的博物館制度稱美不已，并請內藤寫信介紹往觀京都博物院西魏陶仵虎寫經。蔣黼將父親蔣清翊的著作《王子安集注》贈給內藤，7年后內藤訪問中國，在北京以玻璃版影印唐鈔《王勃集》殘卷還贈給蔣黼。
宣統(tǒng)三年，蔣黼過世，兩年后歸葬淮安，內藤親書羅振玉所撰《墓志銘》。2008年訪問復旦的芳樹弘道教授，曾惠示石田肇關于蔣黼墓志銘的論文。石田先生考論蔣黼、羅振玉和內藤湖南的交游，據湖南有關《王子安集注》的兩篇題跋中推斷蔣黼曾于1903年往游日本，但沒有見到蔣黼本人的文字紀錄，故而說「情況未詳」�，F在參考《浮海日記》，則前后事由可以了然。
訪書也是蔣黼此行的重要內容之一�！度沼洝酚涋r歷5月22日午后訪竹添井井氏，「觀其所藏宋元舊本，有淳化3年校進本《毛詩正義》，卷首列李沆、賈黃中、張賢齊和李昉等銜名，紹興9年紹興府雕造者也。聞繆小山編修已謀之竹添氏，將影寫重刊。又觀唐卷子本《楊（揚）雄傳》一卷，自《反離騷》以下至卷終止，紙色類黃麻，書體與唐寫佛經一律，碻為當日經生之書」，記錄日藏中國古籍版本遠較張謇日記為詳。
究心法制修業(yè)昧于戰(zhàn)爭異動
日記對于所見「法制之美、修業(yè)之精」印象深刻，包括通關手續(xù)簡明規(guī)范、展館布置豐富有序、集會場面宏壯整肅、官吏士民廉樸勤劬諸方面，可以看作此次博覽會日本國家形象展示效應之一斑。日記對于山東農民許士泰移民北海道事尤所究心。此前日本為開發(fā)北海道，自中國招募農夫墾荒。許士泰涉萬里波濤，勵精20年，備嘗辛苦，得以自有其地，娶妻育子，并屢獲日本官方嘉賞。蔣黼對許氏「感激日本之恩遇，甘心歸化」表示理解，并進而作了一段「記者曰」：
獨惜我國農夫，其樸勤如士泰者奚翅億萬，使得賢者長官以日本之法提倡而獎勵之，其所開拓豈止區(qū)區(qū)一北海道哉，奈何獨使許士泰以上農稱于日本也。
從這個「橘逾淮而為枳」的事例，蔣氏已認識到，鄰國之間的高下差等，在國民個體素質而外，更取決于國家與個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和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制度運作。
蔣氏對沿途聞見的有關古代中日往還的史跡，往往留心考索，附以議論，回國后又參考本國文獻加以增訂。日記也涉及當時中日關系的「近事」。如記至樂善堂訪岸田吟香，「岸田氏為甲午以前之大偵探家，先設藥肆于上海，后分設支肆于各埠，其實肆中伙友皆參謀本部之佐尉職也」。
此時甲午戰(zhàn)爭結束不足10年，而訪問大阪的中國人認知日本國情仍有隔膜之處。如當時日本列島陣云已稠，對沙皇俄國的戰(zhàn)爭正在籌劃動員中，但來訪諸人包括曾外駐朝鮮、富于政治外交經驗的張謇在內，對此毫無體察；而與之詩酒唱和的日本士紳如內藤湖南，在酬答詩作中其實已有明確的期許和預判。
次年春，日本海軍即偷襲旅順軍港，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嗣后日本在黷武擴張的道路上奔竟不止，險險乎裹挾本國數千年文化菁華和明治以來近代化積累幾乎同歸于盡，數十年間基本沒有來自本國知識階層的有力抵制�！富①畛鲇阼�，龜玉毀于櫝」，其間的教訓是深刻的。
復旦抄本與刻本相比，除書名有異，也更少文字修飾和串貫，記事的詳略也作了調整。如5月初四日記農果館種種珍異，「（種子）皆精美碩大，小麥有大如赤豆者，赤豆有大如黃豆者」，刻本中改為「博覽會地大物博分門別類，非更仆可數。日本人刻有專書，而華客之赴會者亦多有記載，茲不贅述」，云云。刻本末附《調查日本鹽業(yè)記》、《答友人問日本教育概略書》，應該都是返國后據在日時筆記整理成文�？瘫究傻臅r間沒有標示，應在此次赴日當年或次年。書前羅振玉題詩有「攜歸丹訣無人問，矮紙親鈔意惘然」，為抄本所無，羅詩集中似未收，變法維新的主張顯豁明白，與后期刻意保守國粹的姿態(tài)也是判然有別的。
蔣黼去世將屆百年。他一生行止都與羅振玉、王國維緊密關聯，三人的事業(yè)大致同一時期在上海發(fā)足。有人說他「性故儒緩，著述矜慎」，因此未有文集寫定傳世，筆者近年訪求他的遺照，迄未有獲。但這次70日的東瀛之行，日日有記，述事翔密，娓娓不倦，在其一生中也為特例。如果出版界能表而章之，有整理本或箋注本行世，對于學術界和中國今日的博覽會事業(yè)應該是不無參考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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