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德堂本的卷首有一篇陳元之序，自言受人之托為《西游記》寫篇序，其中含糊提到了《西游記》的作者：“《西游記》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标愒軙恢魅酥袑懶�，無論如何會問一下書稿的來源，也許書稿原即不題撰人，但出自王府一說必有所本�？上в捎谑芴K興先生吳承恩未赴荊府一說的影響，研究者往往都忽略了陳元之序的重要性，硬是不相信陳元之寫得明明白白的那段話，毫無理由的認為陳元之不過信口雌黃而已。
吳承恩有荊府紀善之任已不容懷疑，這正是出入天潢侯王之國的八公之徒的身份，蘇興先生認為吳承恩的這一職位，是在他因家貧母老屈就長興縣丞，于長興先受誣下獄，后又冤情辯白得到的安慰性職務，時間應在隆慶元年至二年間，這是令人信服的。但蘇興先生又認為隆慶二年吳承恩有在淮安活動的痕跡，所以可能沒有到任，僅遙受而已。這就有了錯誤。所謂吳承恩隆慶二年在淮安活動的證據(jù)，是他寫了一篇《贈邑侯湯濱喻入覲障詞》。蘇興先生認為障詞受主“湯濱喻”就是嘉靖四十五年任山陽知縣的楊松，其入覲是在隆慶二年。其實“湯濱喻”并非楊松，這篇障詞的寫作時間也就要另作別論（詳見下文）；這樣一來，蘇興先生的《吳承恩年譜》上，隆慶二年至四年就是一片空白。
我認為這正是吳承恩赴荊府到任的時間。吳承恩出獄后，心境實在不好，為避免回鄉(xiāng)的尷尬，便直接去了湖北蘄州，做了二年名份要清高一些、事務要輕松一些、待遇也要優(yōu)厚一些的荊府紀善。
荊府，全稱荊憲王府。第一代荊憲王為明仁宗朱高熾六子朱瞻崗。第五代為朱厚恰，嘉靖三十二年薨。因其子載盛早卒，第六代便由其孫朱翊鉅繼位，其時，便是嘉靖后期至隆慶年間。荊藩封地原在建昌，后遷到蘄州(今湖北蘄春縣蘄州鎮(zhèn))。紀善，王府屬員，明制藩府配紀善二人，八品，“掌諷導禮法，開喻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jié)，以詔王善”，有如王府導師。
關于吳承恩補授的時間，蘇興先生在《吳承恩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中提出隆慶二年至三年，理由是吳承恩嘉靖四十五年出任長興縣丞，隆慶元年被誣下獄，冤白獲釋后即以補授荊府紀善結案。此說符合吳國榮的記述，應屬可信。吳承恩在長興任職之后也確實只有這一段時間有可能赴湖北到任。
但是有人認為吳承恩對仕途已經絕望，長興結案后即辭歸故里，所謂“荊府紀善”者，僅遙授而已。此說肇端于天啟《淮安府志·人物志·近代文苑》：
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時，數(shù)奇，竟以明經投縣貳，末久，恥折腰，遂拂袖而歸，放蕩詩酒，卒。
今日力陳者有蘇興先生及許多研究者。在這個基礎上，蘇興先生排除了吳承恩王府任職對《西游記》創(chuàng)作的影響，認定《西游記》應是完成于吳承恩中年，其得以問世，與吳的文友，后任嘉靖朝首輔的李春芳有著密切的關系。
鑒于以上狀況，解決問題的最好的方法是取得吳承恩到過荊府任職的證據(jù)；當然，最可能的證據(jù)無疑應當來自于蘄州方志、荊藩典籍和吳稱恩與當?shù)匚氖拷煌募@兩個方面。按照一般規(guī)律，如果吳承恩確曾到過蘄州，無疑會在這兩個方面留下痕跡。筆者在蘄春縣有關部門和有關同志的協(xié)助下幾乎見到了現(xiàn)存所有的蘄州方志，發(fā)現(xiàn)方志于荊藩吏員事跡概不收載。而荊藩文獻已在明末燒毀殆盡，僅有的一部《荊藩宗乘》不僅殘缺，且為清末朱氏后裔重修，于荊藩沿革、建制、禮儀補遺拾闕處雖多，但對吏員配屬卻幾不涉及；在當?shù)匚氖砍驮娢倪@一方面，明清以來結集并存世者為數(shù)雖多，但蘄春圖書館館藏者尚未整理，雖有而不能得見；館藏豐富的浠水博物館館藏則因損壞嚴重、人力不足也不再開放，實在令人失望。
不過筆者在一些不太引入注目的方面，還是發(fā)現(xiàn)了不少能夠證明吳承恩確曾到過蘄州的線索。
第一、吳承恩活動的編年有赴荊府任職的時間
否認吳承恩實際到任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吳承恩沒有成行的時間。如前所述，吳承恩如果赴蘄，當在隆慶二年至四年之間(吳承恩隆慶元年在長興，隆慶四年在淮安都有比較確切的證據(jù))，但蘇興先生認為隆慶二年吳承恩有在淮安活動痕跡，因此也不可能身處蘄州。證據(jù)是吳承恩的一篇《贈邑侯湯濱喻入瑾障詞》。據(jù)障詞得知，受主湯濱喻為河南人，初中進士即任山陽知縣。但蘇興先生遍查《淮安府志》卻未見山陽有湯姓知縣，《河南通志》也不載湯姓進士，故疑“湯”為“楊”之誤，疑湯濱喻即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四十五年到任的山陽知縣楊松。楊松應于隆慶二年入瑾，障詞即本年為此而作。關于吳承恩其時于何地作本障詞，蘇興先生雖審慎地認為是“本年吳承恩尚未離長興時作，或者這時吳承恩暫回淮安探家，受縣學師儒的請托為之代筆”，列出了兩種可能。而實際上如果受主為楊松的推測成立，吳承恩在長興或探親回淮時代作的可能性都很勉強，合理的延伸就是：吳承恩本年已經放棄荊府職務回到淮安。 但筆者在翻檢康熙四年《蘄州志》時，卻發(fā)現(xiàn)了一條能夠證明蘇興先生誤斷的材料。該志卷六《道憲》條下記： “楊松、字惟喬，河南人，進士。以御史諫言謫升任，萬歷二年任，升山西右恭”。這里雖未記楊松有山陽知縣之任一節(jié)，但主要經歷已表明這個楊松就是《明史》、《河南通志》有傳，嘉靖四十五年任山陽知縣的楊松。重要的是，這則材料給出了楊松的宇，這樣即使障詞中的“湯”字系形誤，“濱喻”二字也表明不可能與楊松有何聯(lián)系，吳承恩于隆慶二年在淮安活動的可能也就不再存在。（淮安劉懷玉同志有文，說障詞當是給姓喻字湯濱的某屆知縣或說即喻姓鹽城知縣的。此說同樣可以否定吳承恩隆慶二年在淮安活動的可能）。
顯然，在蘇興先生的《吳承恩年譜》上，隆慶二年至四年之間，吳承恩的活動有一段空白，在這段時間里吳承恩完全有可能在蘄州任職。
第二、荊王府舊事與《西游記》有直接關系
《西游記》第八十八至八十九回敘述了玉華州的故事。唐僧師徒經一十四載寒暑到達玉華州，“我這敝處．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城中縣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為玉華王”；“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玉華王自稱，“孤在此城，已有五代，也有個賢名在外”；又有三個小王子，“不擺駕，不張蓋”，拜孫悟空等為師。這個故事就是荊王府的真實寫照，我們不妨一一對應比照：
1．玉華王是皇帝宗室，受封于此，這與荊藩身份完全一致。
2．玉華王封號，完全可能就是荊藩的別稱�，F(xiàn)藏蘄春的《荊藩家乘》載荊府共有七宮，其中主宮之一即玉華宮．
3．玉華王和三位小王子。荊藩的王儲恰巧也是三位，據(jù)載，第六代荊王樊山王也有三子，如果吳承恩就任紀善，正與這兩個系統(tǒng)的三位小王子同時。
4．三位小王子拜悟空為師。吳承恩在名份上正是小王子之師。
5．小王子拜師“不擺駕，不張蓋”。按理拜師須有正式禮儀，但吳承恩雖為小王子之師，卻是朝廷派的職官，為王府屬下，所以既為師又不便行儀禮。這一條非常特殊，所謂“不擺駕，不張蓋”絕非隨意之筆。
6．玉華王在此已五代。荊藩受封，至吳承恩時歷六代，但荊藩封地最初在建昌，后遷蘄州；遷蘄州不久，第一代荊王即去世。由第二代荊王起，在蘄州算作五代，也相吻合。7．玉華王也有賢名在外。第三代荊王曾因惡行被賜死，其子亦被貶為庶人，這在荊府被稱為家難。從第五代荊王起荊府中興，《明史》稱其人“性謙和．銳意典籍”；其侄則”折節(jié)恭謹．以文行稱。”此時正是荊府聲名最好的時期，可參看《明史》。
8．玉華王府的“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這是典型的藩府建制。《明史·職官志四》載，王府“設長史司，轄審理所，典膳所……”其中長史職位最高，正五品；審理次之，正六品，其余均八品以下。《西游記》于王府十余處部屬中獨挑出長史府、審理所，典膳所，可見作者對王府建制非常了解，如果沒有王府生活經歷，決然不致區(qū)分得如此清楚。
9．唐僧沿途所過，凡有王位均稱國．唯玉華王所在地稱玉華州(又作玉華縣)。這也絕非隨意之筆，作者對王城與府州縣的關系了解得很清楚，如七十八回悟空說：“……若是西邸王位．須要倒換關文；若是府州縣，徑過�！卑创苏f法，玉華王所在地就應稱國而不會屈稱州縣。作者寫到玉華王之所以不稱國，正是因其暗指荊藩。封藩古稱封國．但逐漸演變?yōu)榉Q國即犯忌。第三代荊王正是因有異謀而被賜死。作者在它地方可以信手拈來，唯獨在此必須謹慎，這反映了作者對王府禁忌的了解。
玉華州又被稱作玉華縣，書中交替使用，這也反映了蘄州的特殊地位。據(jù)《明史》與嘉靖《蘄州志》載，蘄州洪武初為府；洪武中降為州，領五縣；后領二縣歸人黃州府；至景泰年間再次縮編，不領縣，已同縣無異。這種名為州，實同縣的地位被作者無意中帶進《西游記》，才出現(xiàn)了玉華州、玉華縣的混稱。
10．三藏師徒從長安到西天，共歷14年。這14年不知據(jù)何而定。而唐僧在玉華州即稱：“貧僧在路，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也是14年。這后面的14年恐怕不象筆誤．第六代荊王嘉靖三十三年即位，至隆慶元年正是14年；吳承恩嘉靖三十三年入南監(jiān)讀書，算是徹底放棄科舉另辟人仕之路，至隆慶元年，進入有賢名的王府，算得上仕途到頂，也正是14年。唐三藏所謂沿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才得到寶方”的概嘆，大約也包含了作者的無比心酸。
以上十條對應，恐怕很難用巧合穿鑿作解釋。既然如此，作者非吳承恩又是何人!
第三、吳承恩有到過荊府的詩證
《射陽先生存稿》中收有吳承恩一首《宴鳳凰臺》詩：
梅花融雪麗香臺，仙旅憑高錦席開。
山水四圍龍虎抱，云霞五彩鳳凰來。
客鄉(xiāng)喜人陽和候，尊酒叨承將相才。
獨倚東風番醉墨，遍題春色對蓬萊。
過去認為，“山水四圍龍虎抱”的描寫與金陵形勝大致仿佛，所以本詩當為吳承恩就讀南監(jiān)時所作．但我到過蘄州之后，覺得這是一個誤斷。理由有三條：
1．《宴鳳凰臺)與蘄州地形對應，蘄州鳳凰臺與詩作的吻合程度遠勝金陵。
蘄州州治及荊藩王府的所在，是一塊 形盆地。開口處南臨長江，對岸為幕阜山，周遭依次為迎山、大潛山、缺齒山、龍峰山、西塞山，(以上山名均為記音)恰成形抱之形；群山內外均有湖水繞山而走，又恰成四圍之勢，稱此形勢為“山水四圍”，正是再合適不過。盆地中間有兩座小山：一座位于開口處，臨近長江，名鳳凰山，鳳凰臺即在此山之上；另一座位于 形略深處，稱麒麟山，兩山雖不高峻，但在小小的盆地中間，卻也十分醒目(狀如 ：)。州衙及藩府等主要建筑均在兩山周圍，嘉靖《蘄州志》稱州治“背鱗崗，面鳳嶺，大江襟其前，諸湖帶其后”倒確是言之不虛。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站在鳳凰山上，又是得到“山水四圍”印象的最佳位置，一旦身臨其境，自然產生“山水四圍龍虎抱”的印象。
2．《宴鳳凰臺》詩與蘄陽八景中“龜鶴梅花”對應。
按照一般規(guī)律，類似《宴鳳凰臺》這樣的應酬之作均會與其時、其地、共景的獨特標志有某些對應。如李白詠鳳凰臺詩前有‘登金陵鳳凰臺’詩題正名，后有“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騭洲”扣題；杜甫詠甘肅成縣鳳凰臺也有“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明之。與吳承恩同時代人詠金陵鳳凰臺的詩頗多，但大多也未越出這個慣例。有在詩題上就已表明的，如謝肅《丁未初至南京鳳凰臺》(《密庵稿》)；有在詩句中暗示者，如鄺露“瓦官上下登臨地”（《嶠雅·九日登鳳凰臺》，金陵鳳凰臺有說在瓦官寺）；也有由唱和者經歷而得知的，如何良俊《盧冠巖比部觴客于鳳凰臺，薛方山督學，許石城奉常同集，以杯中字為韻得荷字》(《何翰林集》)。
對照蘄州的“蘄陽八景”，吳承恩《宴鳳凰臺》的首句“梅花融雪麗香臺”正是一種對應。嘉靖《蘄州志》有“蘄州八景”之說，又錄州人陳溱詠八景詩：
麟閣訌山獻綺羅，太清夜月宿嫦娥。
鳳凰崗上晨鐘響，龍眼磯頭夕照多。
城北荷花開錦障，東湖春水泛金波。
鴻州煙雨將收盡，龜鶴梅花雪滿坡。
吳承恩“梅花融雪”句顯見是對應“龜鶴梅花”一景。從實地位置看，八景都在州治附近，一旦登上鳳凰臺，則盡在視野之內，“仙旅憑高錦席開”非此莫屬。金陵鳳凰臺則不具備這一條件。
由“客鄉(xiāng)喜人陽和候”又可得知。《宴鳳凰臺》當作于冬殘春至之日。其時蘄州地賞梅既是當令雅事，又是鄉(xiāng)俗盛景，詠梅可以說是酬唱必選，這又可說對應了“其時”。金陵鳳凰臺則未聞有梅、雪之景。
再從評詩角度看，“梅花融雪”一句說不上出色，即使是實景寫照，也僅能稱穩(wěn)妥而已，以吳承恩詩才論，要非本色，以此起句，顯然是為了照顧或受啟發(fā)于“龜鶴梅花雪滿坡”的蘄地勝景。而金陵鳳凰臺地近秦淮，若以吟詠題材論，較之蘄地則要寬泛得多，所謂詠梅者，在蘄地為雅，在金陵則為俗。吳承恩詩作中獨出機杼者比比皆是，若在金陵以文會友，必不肯如此平平起句，唯在蘄地，所謂“梅花融雪麗香臺”才算應景。
3．《宴鳳凰臺》與吳承恩補授荊府紀善時的心境、經歷對應。
從全詩看，《宴鳳凰臺》拘謹而落俗，當是酬答而非文友唱和，似乎吳承恩和主人還是初次見面，“尊酒叨承將相才”這類客套是一個明證。而這和吳承恩就讀南監(jiān)時的情況不合。其一、吳承恩入南監(jiān)時心境十分不好，這一年(嘉靖二十九年左右)吳承恩以歲貢入京，最終放棄了由科舉走上仕途的努力，又失去了唯一的幼子，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走上了入監(jiān)苦讀的道路。這一時期可考的作品，都顯得沉郁悲涼，入監(jiān)后則又狂態(tài)畢露。而《宴鳳凰臺》卻心平氣和，一本正經，細細咀嚼還可品出一股受寵若驚的味道，實在不應是吳承恩南監(jiān)時的面目。其二，吳承恩與金陵一班人稱“白下風”流”的文士早有往來，在南監(jiān)所往來者，也就是這班人。吳承恩與這些人物交往，既無通家之好，又無鄉(xiāng)誼之雅，所憑者唯詩文而已。倘若應邀赴席，也多半因文名而起，即使與主人初會，座中也會有文友作陪，此時吳承恩呈牢騷太盛狀可也，發(fā)及時行樂論也可，唯不能作寒蟲之鳴唯唯應聲，唯不能以平平之作搪塞敷衍。
而如果假定《宴鳳凰臺》是作于蘄州，這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釋。其時吳承恩剛剛從長興獲釋，正是夾著尾巴做人的時候，或者正有如獲大赦的那種感受。且年逾花甲，心境亦應平和，受到皇裔或王府吏員的禮遇時以這類作品進獻，就算得上順應鄉(xiāng)情，恭而謹之地答謝了主人的盛情，正為合式。倘若主人為王府同僚，吳承恩稱對方為“將相才”就有了更明確的著落。藩王為皇裔封國之君，吏員自可看作輔佐，明代馬中錫《贈湯紀善序》中記載了秦府紀善湯潛的說法；“藩服之于吾，固吾君也�！笨蔀橐蛔C。如此“將相才”之謂，就不是一般的敬稱而堪稱恰如其份了。
另外，以《宴鳳凰臺》的破譯為引導，我們還可找到其它一些證據(jù)。例如，《射陽 先生存稿》中還有《送友人游匡廬》、《送友人游洞庭》這樣一些詩句，而蘄地“左控 匡廬，右接洞庭” (嘉靖《蘄州志》)，正可看作理想的出發(fā)地。
經過以上論證，我認為已經可以得出結論：《西游記》的作者確是吳承恩。
下面我再把思路整理一下并做一些推想：
隆慶元年底或二年，吳承恩由長興獲釋后，得授荊府紀善一職并赴蘄州到任。在王府官員為其接風的酒宴上，寫下了《宴鳳凰臺》詩。王府清閑，使其有時間著手《西游記》一書的寫作，并在一、二年內完成。隆慶四年，第六代荊王去世，吳承恩隨之打道回府，因其本人無力刊刻近百萬字的原著或王府曾許諾出資刊刻，《西游記》書稿留在了王府，可能是交給了第七代荊王，此王是他名義上的學生。吳承恩回鄉(xiāng)后因身邊無稿或不經意于此，便未再多言此事。第七代荊王萬歷四年死之前，大約并未處理好書稿，其去世后書稿傳出王府，被世德堂購得并付梓。故有陳元之序中“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的說法。然而世德堂雖于萬歷二十年刻成書版，但當時并未立即印行，輾轉至榮壽堂之手后，大約在萬歷四十年左右才真正面世。所以吳承恩的同進代人和稍后的晚輩或無從得知，或雖知有此書但無從得見，也就末予著錄．至天啟間修淮安府志時此書已大行，方有“淮賢文目”加上的一筆。
參考文獻：
①、參見《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第二期：朱世滋《章回小說回目形式淺探》
②、參見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3年第4期)，《再論百回本〈西游記〉是否是吳承恩所作》(《復旦學報》1986年第—期)；蘇興《也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為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5年第一期)；謝巍《百回本〈西游記〉作者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四期)；揚秉祺《章回小說〈西游記〉疑非吳承恩所作》，(《內蒙古師大學報》1985年第二期)；拙作《關于百回本〈西游記〉作者之爭的思考與辨證》《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三、四期。以下所引不同觀點主要均出于此，不另一一注出。
③、侯會《從“烏雞國”的增插看<西游記》早期刊本的演變》，《文學遺產》1996年第四期。
④、請參看拙作《吳承恩“荊府紀善”之任與〈西游記>》，(《江漢論壇》1989年第十期)。
⑤、蘇興《吳承恩小傳》
⑥、淮安市圖書館館藏。
⑦、見《天啟淮安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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