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久經(jīng)歷史滄桑洗禮的淮安古城上坂街北首與北門大街交匯之處，座北朝南立有一方石碑，此碑突出于北門大街南首綠島中央，高三米有余，寬不足兩米，上有黛瓦四角翹飛碑樓，下有青石碑座，碑身鑲嵌于青磚砌裹之中，保護慎為妥當，雖非帝王惠賜御碑，但巍峨程度可與其相媲美。碑身正面陰刻有楷書“淮陰市”三個大字并鎦朱赤之色，落款留有“知府王廷器重修”與“東魯劉大文題”字樣，兩側(cè)青磚之上留有磚刻碑聯(lián)，上聯(lián)書“王孫遺址”，下聯(lián)為“國士流芳”；碑身反面刻有“漢淮陰侯韓信故里”鎦天藍之色，兩側(cè)青磚之上仍有磚刻警示聯(lián)一副，上為“文官下轎”，下為“武官下馬”。
據(jù)此碑所留落款名諱查閱相關(guān)及志書、史料正其年代，得結(jié)論現(xiàn)存“淮陰市”碑應初建于明朝宣德至正統(tǒng)年間，后毀，建者王廷器。百余年后由萬歷任淮安知府劉大文重修。
此碑因正面上書“淮陰市”三字，以及近百年來地名更改等原因，歸屬問題在近幾年頗受爭議。目前流傳甚廣的有兩個版本，其一是淮安民眾所熟知的“漢淮陰是晉山陽”（清高宗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淮安城時作《過淮安城》詩之句），即此碑為楚州區(qū)歷史變遷及人文懷古的力證，其次則是近幾年淮陰區(qū)文史書籍中所提到的“此碑建于唐代，原立于淮陰區(qū)碼頭鎮(zhèn)，后被好事者移至淮安城內(nèi)”兩種說法。為何立于楚州區(qū)的一方石碑會引來如此爭議，還需得從此碑正面所書“淮陰市”三字說起。
“淮陰”，秦王政二十四年滅楚后淮安建縣始見其稱。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東�？あ�，因地處淮河之南得此名謂�！笆小奔础笆锌凇�、“市井”，古時指商業(yè)交換場所�；窗沧运迤穑耙腊\河，幅員廣袤，水陸輻輳，東南一大都會也”②。明清時期，淮安作為全國漕運指揮中心、全國最大的鹽業(yè)集散地，經(jīng)濟、社會、文化事業(yè)發(fā)展至鼎盛，加之國朝各級官署城中駐節(jié)，以至“官比土民多”。朝廷大員與鹽商的聚集，漕運的發(fā)達，經(jīng)濟的鼎盛，市井的繁華，社會的和諧，引得全國各地文人紛紛來淮，游玩、訪學、作詩、詠景、著述、刊刻。時淮安府城已并稱于“淮、揚、蘇、杭”四大都會，成為繁榮之城、文化之城。由于城市經(jīng)濟實力的殷實，加之重文的政治氛圍，世居淮安的官宦、富商、文人、騷客多作文，時常用以淮安故稱“淮陰”二字作稱以示古樸風雅，且在眾多贊淮詠淮的詩文美篇中有所表達，此種文化現(xiàn)象在明清時期表現(xiàn)尤為突出，時“淮陰”二字已成為淮安的代名詞、別稱，并出現(xiàn)在各種史、志、詞、文當中。據(jù)《淮郡文獻志•郡縣沿革•二》（明刻）中載：“山陽縣漢置淮陰縣，莽改嘉信縣，晉山陽縣，后魏淮陰郡，東魏淮陰州……”在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中標明：“淮安，春秋屬吳，戰(zhàn)國屬楚，秦時置淮陰縣�！蓖趿淌谠谄渲骶幍摹豆糯鷿h語》中，對《史記淮陰侯列傳》也有如下注釋：“淮陰，秦縣名，在今江蘇淮安縣。”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附錄》《各縣異名表》中載：“異名：淮陰，今縣名：江蘇淮安縣（淮安區(qū)），舊稱：淮安府”；中華書局1981年版《歷史人物傳記譯注》《淮陰侯列傳》中注：“淮陰，秦縣名，在今江蘇省淮安縣（淮安區(qū)）；唐代淮安詩人趙嘏在他的《憶山陽》詩中自署淮陰人氏；明代著名文學家、《西游記》作者吳承恩在撰文時都署稱“淮陰吳承恩”，吳承恩還曾為河下狀元沈坤之父撰寫墓志銘，其中有句便是：“奉母柩還葬淮陰”， 狀元沈坤的雙親安葬于淮城東郊花莊村外；清代著名中醫(yī)、《溫病條辨》作者、吳瑭也自署“淮陰”；當屬揚州八怪畫派的淮安畫家邊壽民自署“淮陰邊壽民”，鄭板橋曾贈詩于邊氏，題為《淮陰邊壽民葦間書屋》，邊氏善畫蘆雁，聞名于世；淮安城內(nèi)還有“淮陰驛”，史始建于宋，是封建時期淮安第一大驛站；城內(nèi)還有淮陰書院；在《缽池山志-古跡志第三》黃達《游愛蓮亭記》中云：“距淮陰城北十五里，水流瀠洄，樹木相蔚，有亭翼然，參差掩映，厥名愛蓮，蓋取周茂敘詩意而顏之也”，此淮陰城即為淮安城，北十五里過鈔關(guān)后即為缽池山；清末，福建會館在淮安城北河下蓮花街建天妃宮，留有碑記，其中有句：“丙戍年春，淮陰城北蓮花街重建”，文中“淮陰”即指“淮安（楚州區(qū)）”；開國總理、一代偉人周恩來同志在1915年天津南開學校學習時，曾寫過一篇回憶自己故鄉(xiāng)的作文《射陽憶舊》，其中云：“淮陰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沖，清時海禁未開，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經(jīng)之孔道也”，“熱鬧繁華，儼然省會”。在《周恩來家世》一書中對此文加以注釋：“淮陰，是古時淮安名士對故鄉(xiāng)的一種別稱，并不是指現(xiàn)在的淮陰”③。如此等等，真是不勝枚舉。況且建碑之時，明清之季已無“淮陰”建制，此時所稱、所著、所載、所刻實乃文人懷古、習俗概稱。
明清時的淮安府城同為山陽縣城，府、縣同治，始源由秦漢淮陰故城發(fā)展、移治而來，《前漢書•志》中云：“臨淮郡所領(lǐng)之淮陰、射陽二縣，今為山陽縣④、阜寧縣”。在淮人盧福臻所著《詠淮紀略》中也早對淮安行政中心遷移狀況及城內(nèi)的“淮陰市”碑題句釋云：“淮陰縣已非，誰識淮陰市，萬歷一碑題，建置傳伊始”。此句客觀的說明了淮城是承接秦漢“淮陰故城”政治命脈的正統(tǒng)與延續(xù)。明朝之時“淮陰市”碑刻、立，側(cè)面反映了當時淮安市井的欣欣向榮和府城的繁華、社會的穩(wěn)定。
秦漢淮陰故城的中心行政能力到后期逐步被唐、宋楚州城，元、明、清淮安城所代替，但其“本身”仍為后朝淮安府城的精神載體，今只知“去今淮城五十余里，縣廢城圮”，郭沫若、王力、王伯祥等學者雖曾竭力考證和論定，秦漢淮陰縣治在清江市（清河區(qū)、清浦區(qū)）東南淮安縣（今淮安區(qū)），但其故城遺址至今尚未被考古發(fā)現(xiàn)，暫不可斷言其準確性。這里提到的“秦漢淮陰故城”并非指今碼頭鎮(zhèn)或其附近的唐宋“淮陰縣城”，碼頭鎮(zhèn)作為舊“清河縣城”為實，與秦漢“淮陰故城”按史料分析可能無關(guān)，只要考證一下清河縣和碼頭鎮(zhèn)的建置歷史，便解此疑。據(jù)《淮郡文獻志》載：“清河縣，本泗州清河口地，宋置清河軍、清河縣”；“碼頭鎮(zhèn)，地處淮、泗之會，為北魏郡置也，故當涂之故城也，宋清河縣之城址也”。上溯其源，大清河北岸為淮曲之陽，漢時有“曲陽”之稱；碼頭鎮(zhèn)，秦時屬薛郡“下相”之地，西晉改稱“泗口”，東晉始稱“馬頭”，初置“淮陰縣城”，后幾百年時間，又地處“漣水縣界”，北宋始置“清河縣城”⑤。由此可見，秦漢時期碼頭鎮(zhèn)及大清口一帶，只有“下相”、“曲陽”之稱，從無“淮陰”之謂。因此，斷言秦時淮陰縣城就是今碼頭鎮(zhèn)，顯然是沒有歷史依據(jù)作為其支撐的，更沒有得到歷史學界所認可。碼頭鎮(zhèn)今雖留存有漂母墓以及清末與民國時期墓碑和禁止取土碑刻予后人瞻仰，但經(jīng)洛陽文物專家進行專業(yè)勘探、考察與分析，已確定此墓為清朝遺墓，而并非秦漢時期，漂母墓更是子虛烏有。后世這種示前人警后代的做法確實值得后人學習，但對于嚴謹?shù)臍v史文化研究以及考古工作，還需要確切的秦漢時期城池斷代層的發(fā)掘才可明知后代。
秦漢時期的淮陰故城作為淮安歷史上最早的行政中心，養(yǎng)育了無數(shù)的文武大家，如大軍事家、“淮陰侯”韓信及“一飯感王侯”的漂母；漢賦大家枚乘、枚皋父子等等。據(jù) 《山陽志辨訛》中所載：“古淮陰城也，信所游歷處，如淮陰市、胯下橋及韓母、漂母諸冢......久無遺跡可考”�，F(xiàn)存與“淮陰市”碑相關(guān)的史料相對零散，據(jù)傳此碑是當年為受封韓信為“淮陰侯”時所立�！肚』窗哺尽肪矶恕豆袍E》中載：“今府市口有淮陰市碑乃后人所立”。并非“原立于淮陰區(qū)碼頭鎮(zhèn)，后被好事者移至淮安城內(nèi)”。加之此碑落款名諱歷史查詢清晰，前者王廷器乃山陽人并鎮(zhèn)淮安城，后者劉大文任淮安知府四載有余，且明朝立碑之時更無淮陰建制，淮陰故城更是無存寸磚片瓦。如傳所實，此碑漢時確有且實，但到明朝之時也已歷經(jīng)千余年滄桑風雨，蝕碑殘石也早已蕩然無存。明朝宣德至正統(tǒng)年間，由鎮(zhèn)守淮安的都指揮僉事兼鎮(zhèn)漕運兼左軍都督僉事⑥王廷器⑦根據(jù)傳說或志書記載捐資重修，名為重修，實為新建，后毀。百余載后，萬歷二十五年任淮安府知府劉大文⑧根據(jù)當朝史載重建，親自題寫碑文重新勒石，并復王廷器重修落款，署知府之名，立于府市口。萬歷年間淮安知府劉大文所修之碑，一直傳古至今。
此碑原址于上坂街北首，碑身為南北朝向，但古時城以巷連，又因其位處府市口繁華地段，東又為府署，來往文武官員到此又必須落轎下馬，尤其知府官轎進出甚為不便，后任知府便將其改為東西朝向并貼于上坂街西側(cè)潘干臣家東山墻，此后進出方便，“不必多禮”。時“淮陰市”有碑樓，外觀類似土地廟，南側(cè)是居民潘干臣家正房北山墻，西是潘家附屬房的東山墻，北臨府市口，東是上坂街街道。至1968年文革時期，“淮陰市”碑被認定為“四舊”之物，先是由紅衛(wèi)兵用黃紙封蓋，后被砸毀運走，放于城北大隊市河邊作為水碼頭的墊腳石之用，直至1987年北門大街拓寬時，城建局才找回此碑殘體三分之一，根據(jù)清晰可辨的殘文斷字以及碑后的“韓信故里”字樣，遂知此碑厚重的歷史價值，雖經(jīng)多方尋找，另外三分之二至今仍下落不明，已找到部分現(xiàn)已妥善保存于勺湖園碑林之中，供后人懷古瞻仰，并在府市口原碑舊址西北30米處仿照明代原貌復建“淮陰市”碑及碑樓供后人訪古懷舊。
上文筆落至此，“淮陰市”碑歸屬問題基本闡述明確。此碑應初勒于明朝宣德至正統(tǒng)年間，相傳原為秦漢淮陰故城之物，但并無時朝近代與原碑相關(guān)的文字、記載或?qū)嵨�、碑拓等流傳于世明示后人。明朝宣德至正統(tǒng)年間鎮(zhèn)淮官員王廷器在淮安老城府市口勒字上石，后毀。百余年后萬歷年間又由淮安知府劉大文重勒，并新建碑樓，茲為示表官民懷古之情以及對經(jīng)濟繁榮鼎盛時期淮安的抒情寄語，還順及以全府之首之名表達了對本地軍事奇才韓信的由衷景仰和崇拜之情。城處盛世、民安和諧，為在全府大力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同時期還在城中興建了眾多有記載但因各種原因已毀或不存的重要名勝，如胯下橋、漂母祠、韓侯釣臺等等，以供后瞻。今碼頭鎮(zhèn)并非秦漢淮陰故城，“淮陰市”碑更并非于今淮陰區(qū)碼頭鎮(zhèn)移于淮安區(qū)府市口。今天的淮安區(qū)城區(qū)是淮安的古城區(qū)，淮安市的人文中心。信而好古是淮安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盎搓幨小北畬嵞嘶闯莻鞴胖铮沼诨�，建于淮。正所謂，非一城之物，何必索之。淮人熟知，明確萬分。
參考：
①、乾隆《淮安府志》卷二《建置》《沿革》
②、乾隆《淮安府志》序
③、黨建讀物出版社《周恩來家世》第162頁”
④、乾隆《淮安府志》卷二《建置》《沿革》中所示，秦時淮陰縣即為后朝山陽縣（所轄與今非等）。
⑤、萬歷元年、天啟六年《淮安府志》
⑥、明代軍事指揮職務(wù) 都指揮使屬官，秩正三品，與都指揮同知分管屯田、訓練、司務(wù)等事。
⑦、王瑜，字廷器，山陽人。以總旗隸趙王府。宣德八年進都指揮僉事，充左副總兵，代陳瑄鎮(zhèn)淮安，董漕運，累進左軍都督僉事。《明史》載：“淮安，瑜故鄉(xiāng)也，人以為榮。在淮數(shù)年，守瑄成法不變，有善政�！�
⑧、明中憲大夫直隸淮安府知府劉大文：山東博平二劉村人士。萬歷丙戌(1586)年進士，官淮徐道。萬歷二十四年任淮安府知事，二十五年(1597)任淮安知府。
注：王廷器在淮任職時間與劉大文在淮任職時間相差167年（宣德八年至萬歷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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