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江湖的百科全書,江湖藝人通過《水滸傳》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給讀者和聽眾,使得后世讀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經(jīng)有了新的含義的江湖的存在!八疂G”的故事還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奮斗和理想展示給讀者看,把他們的成功與失敗展示給讀者看,因此研究《水滸傳》最應(yīng)該關(guān)注的就是江湖。沒有江湖游民的出現(xiàn),就不會有“水滸”的故事,江湖是因為江湖人而存在,《水滸傳》就是描寫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時代的江湖。
我今天講的《水滸傳》是中國最早的通俗長篇小說之一,所探討的是一個古代文學(xué)問題,但是,水滸問題也是非常當代的問題。魯迅先生在30年代就曾經(jīng)講過,現(xiàn)在人們還喜歡閱讀《三國》和《水滸》,是因為社會上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什么是“三國氣”和“水滸氣”呢?考查魯迅先生的意思,就是指“流氓氣”!傲髅ァ边@個詞,現(xiàn)在有明確的貶義,而且內(nèi)涵和外延都不很清晰,為了減少爭議,我在《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指出,是“游民氣”,或說游民性格和游民意識,也就是今天我所要講的“江湖氣”。因為社會上還有江湖氣的緣故,所以這些小說和由它們改編的戲曲和電視劇一些情節(jié)和情緒還能挑動許多觀眾內(nèi)心的隱秘情結(jié),因而受到較為廣泛的歡迎。
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間
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覓食求生的場所,游民脫離了宗法網(wǎng)絡(luò)、一無所有,他們?yōu)樽罨拘枨蟆娑甲邐^斗。
我們經(jīng)常說的江湖有三個意義。
第一是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作為一個詞在先秦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最初的意義就是指江河湖海。這是最原始的意義。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這個江湖偏重其人文意義,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隱居之所。如果在爭名奪利的斗爭中,或者失敗了,或者厭倦了,他便全身而退,向往一個安靜的所在,這個所在往往稱之為江湖。
第三個是游民的江湖,也是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钴S在口頭的江湖。這種江湖充滿了刀光劍影、陰謀詭計和你死我活的斗爭。《水滸傳》中第二十八回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張青、孫二娘在請武松吃飯的時候,這三個人就說了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卻是殺人放火的事”,兩個押送武松的公差聽得都驚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還安慰他們說“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并不肯害為善的人”。大家想一想,在那個宋代,衙門里的公差什么壞事沒有見過?什么壞事沒有干過?什么丑惡的事沒有聽說過?連公差聽了都感到恐懼的這種“江湖”。
這種“江湖”最早出現(xiàn)在南宋及南宋以后“水滸”系列(指以寫宋江集團故事為主的眾多文學(xué)作品)和《水滸傳》中,在這些文學(xué)作品之前還沒有人大量這樣使用過這個詞匯。那些文藝作品中所提到的“江湖”往往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或者是原本意義上的江湖。明確地把江湖看成是江湖好漢殺人放火、爭奪利益的地方,應(yīng)該說是始自《水滸傳》。
這種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覓食求生的場所,游民脫離了宗法網(wǎng)絡(luò)、一無所有,他們?yōu)樽罨拘枨蟆娑甲邐^斗。他們空手練空拳,全憑個人心智、力量和勇氣、膽量以求生存、安全和發(fā)展。因此,這個江湖沒有了士大夫江湖的與世無爭的氣度,這里不僅要“爭”,而且在“爭”的時候沒有了主流社會中的“爭”所應(yīng)該遵守的規(guī)則。
游民的江湖是被主流社會打壓的隱性社會。主流社會是顯性社會,由統(tǒng)治者與士農(nóng)工商構(gòu)成,主流社會的人們按照統(tǒng)治者所確定的規(guī)則公開活動。江湖是不為主流社會的人們所知的隱性社會,它通行的是另外一種游戲規(guī)則。江湖人員的構(gòu)成大多被統(tǒng)治者視為異類、甚至匪類,它的規(guī)則又與統(tǒng)治者所允許的規(guī)則大相徑庭,因此被主流社會打壓與排斥就是極其自然的了,自然也就處在潛伏和半潛伏狀態(tài)了。
一般說來,江湖不是有形的組織,只是一種松散的存在,然而江湖中確有有形的組織,這種有形組織也是秘密的,譬如秘密會社、幫會,另外,各種各樣武裝團伙、綠林山頭等等也都是有形組織。如《水滸傳》中梁山泊、二龍山、少華山、清風(fēng)山、對影山等就是有形的,可是游民奔走覓求生活之路卻是一個無形的江湖。宋代往后,越是靠近現(xiàn)代,這種有形的秘密組織的類型就越多。但是江湖所涵蓋的遠遠不止這些。這些都是從事非法活動的游民,江湖中還有一種從事合法活動的游民,比如說評書的,唱戲的,走江湖賣藥看病的郎中,他們并不干非法活動,而且他們的服務(wù)往往還是生活在主流社會中的人們所必需的。但在統(tǒng)治者眼里,這些游走江湖的人們絕非良民,也是必須提防的異類,有時甚至通過監(jiān)督或制定嚴厲法律,把他們的活動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nèi),如明初的洪武時期。
從總體來說,江湖是無形的,但是江湖人能感覺到它的存在。我們從《水滸傳》中也看到江湖確實存在。我下面列舉幾個例子,比如說,林沖發(fā)配到了滄州,在一個酒店里,酒店主人向他介紹說俺這村中有一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作“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作“小旋風(fēng)”。“江湖上都喚作小旋風(fēng)”這句話值得注意,“小旋風(fēng)”是柴進的一個綽號,我想柴進跟主流社會往來的時候,向達官貴人、文人學(xué)士遞名帖的時候,絕不會寫上“小旋風(fēng)”三個字,因為這“小旋風(fēng)”三個字只是屬于“江湖”的。從這里看出江湖確實是有的,江湖上的宋江見到柴進要稱小旋風(fēng),晁蓋、王倫這些人見到柴進,或柴進見到他們,也都可以用小旋風(fēng)這個綽號溝通交流。然而在主流社會絕對不行,而且主流社會的人們視有這類綽號的人物為匪類,是被打壓的。統(tǒng)治者要想打壓某人,也往往要給他起一個江湖綽號。清風(fēng)寨的知寨劉高一心陷害宋江,抓住宋江之后,宋江自稱張三,是個良民,到這里來是做買賣的。而劉高想把他斷成盜賊,于是在給宋江做檔案時,把他稱之為“鄆城虎張三”。有了綽號,一看就是江湖上的人,而江湖人就離土匪不遠了。
江湖上他們互相聯(lián)系還有一種秘密語,這就是江湖黑話。江湖黑話在《水滸傳》中已經(jīng)初露端倪,但是不是很多。到了明朝,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后,一直到清代,黑話、秘密語呈現(xiàn)出泛濫狀態(tài)。光是天地會的會內(nèi)“海底”中所記載的秘密語有數(shù)千條之多!端疂G傳》中還不算多。比如下拜叫“剪拂”(因為“拜”的發(fā)音近于“敗”,在走江湖人們看來不吉利),跌坐在地下他叫“塔蹲”等等。
這是江湖黑話。只有江湖人用,用于內(nèi)部溝通。二十多年來,由于寬松,人們也厭倦了“文革”中革命話語的貧乏,在語言上好奇,便從通俗小說和社會下層流行的一些江湖黑話、秘密語中吸收詞匯,如“大腕”“大款”“走穴”之類的江湖黑話成為十分流行的詞語。很多外國青年習(xí)中國語言時,與江湖藝人接觸比較多,認為這些才是流行于中國民間的活語言,很是認真地學(xué)了許多,辛辛苦苦到中國來學(xué)習(xí)中國語言,結(jié)果學(xué)了一嘴流氓話走,還自以為是得到了中國語言的精粹。
江湖上還有自己的輿論和道德評價。這種例子很多,大家讀《水滸傳》就經(jīng)常看到。梁山好漢經(jīng)常說到,不能干某件事,否則要吃江湖好漢笑話。這就是屬于江湖輿論。江湖有自己的道德評價和價值標準,與主流社會不同。
江湖還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有了事情很快就會在江湖人中傳揚開來。例如林沖上了梁山之后受到王倫的排擠打壓,這件事江湖上很早就知道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說,好像江湖也有自己的媒體似的,一些事情傳播得非常快,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江湖是江湖人、也是游民生活的空間,而游民流動性非常頻繁。所以有點事情、有點消息傳播得特別快。從諸多方面來看,我們可以確知,江湖并不是虛擬出來的,不是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造,而是在生活中現(xiàn)實存在的。
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
在宗法社會中,大多數(shù)人(主要是農(nóng)民)是穩(wěn)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能夠流動起來的卻并不只是被迫脫序(脫離主流社會秩序)的游民,還有士人和商人。
如果有人非得問江湖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我就說江湖在城鎮(zhèn),也在鄉(xiāng)村;在熱鬧的繁華的市井,也在荒寒閉塞的山野;在四通八達的道途,也在湖光飄渺的湖海。也就是說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為生活而奮斗,哪里就有江湖。
《水滸傳》中許多地方寫到了江湖,如東京桑家瓦子里有說話人在那里演說《三國志平話》;鄆城縣的勾欄里有白秀英到那里去演唱諸宮調(diào);渭州街頭有打虎將李忠在那里打把勢賣藝;揭陽鎮(zhèn)上病大蟲薛永在那里耍槍弄棒,以博衣食。這些地方因為有了江湖人的奮斗便成為了江湖。從空間上來說,市井、鄉(xiāng)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以不是江湖,關(guān)鍵在他是不是江湖人活動的場所。
那么什么是江湖人呢?是不是生活在城鎮(zhèn)的下層民眾,我們經(jīng)常稱之為市井細民的呢?我說不是,更不是蜷曲在鄉(xiāng)村的宗法農(nóng)民。其根本的差別就在于江湖人是流動的;市井細民和宗法農(nóng)民基本上是不流動的。評書藝人中流傳著一首描寫他們生活和心態(tài)的開場詩《西江月》中說:“一塊醒木為業(yè),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為家,方丈風(fēng)濤不怕!睆倪@個江湖藝人自述詞《西江月》的上半闋就可以看出來,江湖人是“處處無家處處家”的。而市井細民和宗法農(nóng)民是不流動的,不會聽了書、看了戲,就跟著江湖藝人走了,也可能有,但是極個別的追星族。
在宗法社會中,大多數(shù)人(主要是農(nóng)民)是穩(wěn)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能夠流動起來的卻并不只是被迫脫序(脫離主流社會秩序)的游民,還有士人和商人。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士人流動便成為經(jīng)常的現(xiàn)象,并有“游士”群體的形成。后來國家統(tǒng)一局面的形成,士人雖然不能像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那樣流動了,但是他們要出仕做官,就要游學(xué)、游宦。
作為預(yù)備官吏的文人士大夫是統(tǒng)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統(tǒng)治者靠他們來統(tǒng)治中國。中國總的說來,統(tǒng)一還是歷史的主流。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有了流動起來的文人士大夫。游宦制度,不僅在政治上保證了國家統(tǒng)一,而且促進了各地區(qū)、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文人士大夫們把文化從先進地區(qū)帶到落后地區(qū)。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游宦的文人士大夫起了決定作用。古代考核官吏的指標中,教化是很重要的一項,一些負責(zé)任的官吏一般都要抓文化教育,因此必然導(dǎo)致當?shù)厣鐣幕?xí)俗的變化,一些野蠻的原始遺留必然被逐漸淘汰,這樣的例子,歷史上多有記載。所以說,文人士大夫的流動不可能把他們打造成江湖人,更不會構(gòu)成顛覆主流社會的“江湖”。
游商雖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為“四民”之一,他們流動的經(jīng)商活動,在歧視商人的古代中國,不會受到主流社會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會受到特別打壓。個別朝代對商人有些打壓現(xiàn)象,這與當時社會生產(chǎn)力低下有關(guān)。如漢初、晉初都有“賤商令”,漢初不允許商人穿絲乘車,晉初下令,商人要穿兩樣鞋子,一只黑,一只白。這種情況畢竟比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過流動去追逐比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高得多的收入。流動滿足商人對財富的追求,他不會冒著生命的危險和主流社會對著干。所以說商人不會大量地流入江湖。絕大多數(shù)游民還是由破產(chǎn)的宗法農(nóng)民構(gòu)成,他們才是江湖的主體。
江湖上的蕓蕓眾生
《水滸傳》所反映的思想意識是游民的,我們看阿Q對女性的態(tài)度,就可以理解《水滸傳》對女性的態(tài)度。游民沒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喪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對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種變態(tài)的敵視。
《水滸傳》是寫游民奮斗的成功與失敗故事的。但就具體情節(jié)來說,它描寫了各種各樣江湖人的生活。我們說游民是江湖人的主體,《水滸傳》中也寫了眾多的游民。
毛澤東主席1926年寫的《中國農(nóng)民的各階級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tài)度》一文中把游民分為五大類,即兵、匪、盜、丐、娼。我理解的游民比毛主席說的要廣一些。他只是說農(nóng)村的,我包括城鎮(zhèn)的,也包括那種合法謀生的游民。
《水滸傳》寫的“盜”非常多(不是指聚義以后,因為上梁山后都可以說是“盜”了),如少華山、桃花山、二龍山等山寨上山大王和嘍羅,這是團伙;還有單干的,像江河中的李俊、張橫,童威、童猛,開黑店的孫二娘,盜馬賊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時遷。他們走上這條路的原因多種多樣,如喪失了產(chǎn)業(yè)、走投無路而干上這一行的;有的是因為各種原因吃了官司,上山下海以避難;更多的因為干沒有本錢的買賣。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事業(yè)作大,使得官方對他們無可奈何。當然還有許多游民不從事非法活動,他們并沒有禍害民眾的行為,只是在江湖上謀生的江湖人。他們脫離了宗法網(wǎng)絡(luò),離開了農(nóng)村,沒有正當職業(yè),生活沒有保障,他們漂泊江湖、浪跡四方,屬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會活動。例如在家鄉(xiāng)打殺了人逃往在外的戴宗、在監(jiān)獄里做了小牢子的李逵;打傷了人逃避災(zāi)難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專好結(jié)識江湖英雄好漢的劉唐;販
羊賣馬折了本回鄉(xiāng)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勢的賣藝的薛永等等。108將中最多的就是游民,大約是50人,占了將近一半。為什么說《水滸傳》是寫游民奮斗成功與失敗的故事?從書中主要人物形象上說,它是以游民為主體的。我反對“農(nóng)民起義說”,不僅因為梁山上英雄好漢沒有什么農(nóng)民,更重要的是《水滸傳》中沒有提出農(nóng)民最重要的訴求,就是對土地的訴求。冒著生命的危險造反卻不要求他們最鐘情的土地,豈非咄咄怪事!
談?wù)撚蚊瘢藗兺烁哔,他是浮浪破落戶子弟,沒有正當?shù)穆殬I(yè),只在東京城里城外幫閑,后因為參與詐騙,被發(fā)配,后得赦免,可以回東京,東京人沒有人收留他。后來得以返回東京,給人做個跟班,由于機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發(fā)跡變泰。他是屬于那些得以改換門庭的游民。為什么《水滸傳》中游民沒有羨慕他,反而把他作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擊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來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別看游民自己是被社會拋棄的一群,許多也是同病不相憐的,看不起同樣出身的。梁山好漢普遍認為只有靠一刀一槍博出來的功名才是正當?shù),這正如科舉考出來的狀元、進士才會受到社會的尊重一樣。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自然被認為是佞幸小人。又因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視為禍水(其實從《宋史》的記載來看,高俅的劣跡不多,因為會踢球而受到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彥,他出身低微,父親是個銀匠。善于市井應(yīng)對,自號“李浪子”。后來位至宰相,老百姓目為“社稷之賊”。史書上并未說高俅善于踢球,可能高俅是“沾了名字的光”,把李邦彥的故事移植到他的身上)。
在鄆城縣從事演藝活動、被雷橫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閻婆惜他們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閻婆惜會唱曲,與她父母流浪到鄆城縣,想在這里停留,不料父親得病死在鄆城。母女沒有買棺材的錢,遂把閻婆惜賤賣給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墒亲髡邔τ谕瑢儆蚊竦拈惼畔]有絲毫的同情,因為她不屬于宋江梁山系統(tǒng),而且刁難宋江,并打算出賣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惡不赦了,所以把她殺了。白秀英、閻婆惜都屬于江湖藝人,但這里面有一個游民對于女性態(tài)度的問題!端疂G傳》對年輕女性的態(tài)度使許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認為施耐庵一定是戀愛的失敗者,吃過女人的虧,所以他才那樣敵視年輕女性。實際上《水滸傳》所反映的思想意識是游民的,我們看阿Q對女性的態(tài)度,就可以理解《水滸傳》對女性的態(tài)度。游民沒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喪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對女人、特別是年輕的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種變態(tài)的敵視。英國人貝思飛所寫的《民國時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認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這樣,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機先把婦女殺掉。因此《水滸傳》寫到的年輕婦女很少有好下場,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水滸傳》中還寫到許多游民知識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經(jīng)濟的發(fā)展對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舉考試的規(guī)范化與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勵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紙技術(shù)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發(fā)展使得書籍易于得到。唐代的書非常難得,像韓愈這樣世代讀書的人藏書也不完備,非常羨慕李泌家的藏書,鼓勵朋友到他家去讀書。在這種情況下,唐代受的教育面非常窄。其科舉制度也在初期,錄取面非常小。到了宋代這些情況有了很大改變,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這樣讀書人數(shù)目激增,而讀書人的出路沒有多大改變,還是做官,盡管宋代科舉錄取名額大大增加,官吏也遠較唐代為多,但仍有大量讀書人不能入仕。有錢的可以做隱士,有關(guān)系的可以奔走官場,有一技之長的可以附麗于豪門,也有的絕了做官的望,沉淪于社會底層,奔走于城鄉(xiāng)之間,利用各種正當或不正當手段謀生。他們就是游民知識分子!端疂G傳》中就寫到這種人,比如吳用、公孫勝等,他們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點道教的知識,有一點陰陽家的知識,成為隊伍中的精神領(lǐng)袖。許多通俗小說寫到人們造反,他們的隊伍中往往要有個“陰陽”(為行軍打仗出謀劃策)。北宋歐陽修給皇帝的上書中說宋代建國一百來年,社會也有動亂,燒殺搶掠,但都沒有形成巨大的力量,原因就是說沒有這類人物參加。這是符合實際的。
《水滸傳》是江湖人的百科全書
《水滸傳》不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為圭臬。
《水滸傳》是江湖的百科全書,江湖藝人通過《水滸傳》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給讀者和聽眾,使得后世讀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經(jīng)有了新的含義的江湖的存在。“水滸”的故事還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奮斗和理想展示給讀者看,把他們的成功與失敗展示給讀者看,因此研究《水滸傳》最應(yīng)該關(guān)注的就是江湖。沒有江湖游民的出現(xiàn),就不會有“水滸”的故事,前面說過江湖是因為江湖人而存在,《水滸傳》就是描寫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時代的江湖,我認為《水滸傳》小說產(chǎn)生于明代中葉靠前期一點,所以說書中所寫的江湖生活也包括了明初的江湖。
《水滸傳》小說及相關(guān)的戲曲說唱等文藝形式,在中國下層社會里普及了江湖知識!端疂G傳》不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為圭臬。作者用生動的故事形象,說明了當時佞幸專權(quán)、武官受壓、吏人沒有出路、正義不能伸張,展示了官場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從而肯定了梁山好漢的聚義造反的合理性。這是在中國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沒有出現(xiàn)過的事情。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字著作中沒有出現(xiàn)過正面歌頌敢于抗上、敢于武裝造反的例子。作為社會主流的思想意識——儒家思想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孔子就反對犯上作亂,其他思想意識如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張人們應(yīng)該各安其位的。像《水滸傳》正面歌頌這種游民造反的文藝作品是不多見的,基本上可說沒有。所以我認為是《水滸傳》首先提出來的。
《水滸傳》還通過它所創(chuàng)造的話語影響受眾。書中許多話語成為流行語,活躍在后世人們的口頭,甚至成為人們認識社會和行為的指導(dǎo)。例如“好漢”這個詞唐代就有,可是那時多指讀書人,而《水滸傳》中專指的是綠林英雄。這種詞義被后世人們普遍接受。《水滸傳》之后,人們便稱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點義氣的人們?yōu)椤昂脻h”。過去我們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稱呼他為好,現(xiàn)在就可稱之為“好漢爺”了。又如攔路搶劫、入戶偷盜,總覺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滸傳》的智取生辰綱的故事,人們知道“不義之財,取之無礙”這個短語,而且在《水滸傳》的語境中這句話是正確的。于是,凡劫人財者,無不以此為說。這“不義之財”是誰定的?反正由強取者定,實際上它就成為“強盜邏輯”。其它如“聚義”“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等等,它們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識,也表達了他們的向往。
《水滸傳》中的江湖是豐富而生動的,在其受眾中有極廣泛的影響。魯迅所說的我們的社會有“水滸氣”“三國氣”,這固然是由多種原因所造成的社會存在,不能否認《水滸傳》的廣泛傳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學(xué)者錢大昕在《正俗》中說,“三教之外,還有一教”,那就是“小說教”。極言小說對于民眾思想影響之大。現(xiàn)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藝術(shù)的作家們更應(yīng)有社會責(zé)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遺憾的是,現(xiàn)在一些通俗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者,其歷史觀念和思想觀念甚至是落后的古代的江湖藝人,把在這種思想指導(dǎo)下產(chǎn)生的作品搬上銀幕、屏幕,把它們播散出去,其社會效果只可能是負面的。(本文為王學(xué)泰研究員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的講演的節(jié)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