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tǒng)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與股肱大臣羅振玉（1860－1940）有16年的密切關系。這種關系在北京、天津、旅順和長春四座城市有不同表現，本文對兩人在四地的活動進行考察，有利于探索出他們之間關系的真諦，以解開流傳半個多世紀的謎團。
一
溥儀于1909年3歲登極，成為清朝第十代皇帝，僅兩年時間，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建立中華民國，溥儀退位�？墒牵邇x仍在紫禁城里過著小朝廷的生活。惟第一代恭親王奕䜣（1832－1898）嫡孫溥偉（1880－1936）與逃至旅順的肅親王善耆（1866－1922）相攜，組成“宗社黨”，力主復辟。溥偉堅決不住民國之地，于1912年2月避居德國占領的青島，旋投靠日本，發(fā)誓“有我溥偉在，大清帝國就不會亡。”后展開“滿蒙獨立運動”，秘密建立“勤王軍” ，并得到日本的賞識。
在紫禁城有兩位能左右溥儀靈魂的人，一位是他的師傅陳寶�。�1852－？），是智囊人物，不僅左右溥儀的生活，還左右其政治態(tài)度。另一位是曾任香港政府官員，及威海衛(wèi)行政公署長的英國人莊士敦（Johnston，sir Reginald Fleming，1874－1938，于1918年被聘為溥儀的英語教師。⑴
在北京，還有一些清朝遺老、�；逝珊头磩游娜�，大肆宣傳封建禮教，組織反動力量，攻擊共和制度，企圖復辟帝制。1917年7月1日，封建軍閥張勛（1854-1923）率領2萬辮子軍進駐北京，請出溥儀第二次登極，恢復宣統(tǒng)年號，史稱“張勛復辟”，但僅12天便草草收場，溥儀再次退位。
溥儀大婚后，遺老們推薦忠于朝廷，并具有才干的鄭孝胥（1860－1938）、羅振玉、柯劭忞（1850－1933）、王國維（1877－1927）等扎著辮子的十二三個人進入紫禁城，分別擔任“南書房（皇帝書房）行走”或“懋勤殿（管理皇帝讀書文具之地）行走”，同時把張學良的老師鑲紅旗蒙古副都統(tǒng)金梁和溥儀岳父榮源派為內務府大臣。
其中羅振玉被召入南書房有較深原因。羅振玉才華出眾。13歲讀完詩、書、易三經。19歲時將平日讀碑版之積稿，著《讀碑小箋》、《存拙齋札疏》。并讀兵書、農政等著作，同時擬創(chuàng)農學社，翻譯西方農書。⑵ 1900年應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之邀，主持農務局。1906年奉調進京入學部任二等咨議官。1909年補參事官，為正五品。辛亥革命后，與親家王國維及婿劉氏三家眷屬20人赴日，定居京都，但仍念念不忘清室之恩。在日期間與曾任陜甘總督的升允相識，互相交流復辟清朝的見解，看法相同，決心依靠外國勢力復辟。
1919年春，羅振玉自日本返回上海，后轉至天津，組織東方學會，糾集封建遺老，等待復辟時機。羅振玉的學識與到日本的經歷，更主要的是他對復辟的始終不渝，博得了溥儀的賞識，所以升允、陳寶琛一推薦，就被溥儀重用了，并特準其遇事隨時上陳。這段時間，羅振玉在溥儀身邊做了五件事。第一，1924年，羅振玉入南書房，主要是與王國維等檢點宮中器物，在各朝代的字畫上面蓋上“宣統(tǒng)御覽之寶”，登記上帳。但是在檢點器物過程中，出現了丟失大量文物之事。溥儀認為是身邊的股肱之臣們將文物帶出宮外，高價賣出，成了重要的“生財之道”。而且特別列舉“羅振玉的散氏盤、毛公鼎的古銅器拓片，佟濟煦的珂羅版的宮中藏畫集都賣了大價錢，轟動中外�！雹� 第二是隨時上陳自己的復辟大計。第三與日本人開始往來。溥儀的股肱們最初與日本公使館交往，后來羅振玉、鄭孝胥又與北京的日軍兵營建立關系，羅振玉甚至專程到天津日本駐軍司令部求援，司令部金子參謀囑其到北京找竹本大佐商議復辟事宜。竹本應允在溥儀居住的北府附近派日本騎兵巡邏，一旦有變，日軍兵營會采取“斷然措施”。溥儀得知這一切，如同吃了“定心丸”。第四，向溥儀提供有關情報。羅振玉將在天津看到段祺瑞（1865－1936）反對馮玉祥（1882－1948）“逼宮”的通電告知溥儀。使溥儀獲得段祺瑞行將出山的消息。第五，為溥儀做些事務工作。1924年11月22日，羅振玉會同柯劭忞“商購裖褙胡同盛昱之屋，將為行在”。⑷ 26日，羅振玉代溥儀書寫賜張作霖（1875－1928）詔書，說明“予數年以來，困守宮中，囿于聞見，乘此時會，擬為出洋之行，惟籌備尚須時日”，并擬“先往盛京，恭謁陵寢。事竣之日，再謀游學海外，以補不足�！卑凑f，溥儀的行動意圖應屬機密�，F令羅振玉草擬機密詔書，表明其地位之提高。上述各項，足以說明當時溥儀對羅振玉是高度信任的。
為了實現溥儀“還宮復辟”的幻想，羅振玉堅決主張依靠日本。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率國民軍進入北京，廢除皇帝稱號，移出宮禁。先移至其父的北府，后經羅振玉的暗中活動，又到日本使館呆三個月。由于受到日本使館的殷勤照料，并為其設置了“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繼續(xù)接受清廷遺老們的朝賀。受到日本使館的特殊關照，溥儀受寵若驚，心中又萌生出洋日本之念。羅振玉心領神會，“密與（池部）商上行止”，池部鼓吹說：“異日中國之亂，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圖，于是兩人契益深。” ⑸ 在羅振玉看來，溥儀赴日應到天津進行準備。溥儀赴天津，不僅身邊的要員支持，還得到日本公使芳澤謙吉（1874－1965）的同意和段祺瑞的贊成。1925年2月23日夜，溥儀在天津總領事吉田茂（1878－1967）所派警察署長和便衣警察護衛(wèi)下登上開往天津的火車，羅振玉父子已在車上恭候。車到天津受到吉田茂等迎接。2月25日《順天時報》刊載的日本公使館聲明，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說：“原宣統(tǒng)皇帝懷有離京之意，早為執(zhí)政之政府所熟知，而無何等干涉之意”。⑹
二
溥儀到達天津即住進日本租界地，先居于武昌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1860－1927）的“張園”，5年后又移居陸宗輿（1876－1941）的“青年園”。天津是羅振玉居住地，此間羅振玉同溥儀聯系更加密切。當時，羅振玉和急于“還宮派”陳寶琛不同，與溥偉及遺老遺帥中的“連日”、“出洋”的人員構成“親日派”。然而溥儀則希望聯絡、收買軍閥，如吳佩孚（1874－1939）、張作霖、段祺瑞等，以便通過武力“還宮”。三派的最終目的是殊途同歸—復辟。
但是，封建專制的舊制度被推翻，新的共和制剛剛建立，全國絕大多數人仍在歡天喜地之中。在此形勢下，羅振玉等股肱之臣仍堅持溥儀復辟還宮。溥儀在天津的7年，主要想通過拉攏軍閥達到復辟目的。吳佩孚曾專門向溥儀上書稱臣，張作霖給溥儀磕過頭，段祺瑞祈求與溥儀見面，但是他們并無能力把溥儀重新送回紫禁城。何況，接受過日本的幫助，日本以保護為名，監(jiān)視溥儀進入中國管理區(qū)與軍閥們接觸。日本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利用溥儀來實現主宰中國的計劃。
日本為了拉攏、控制和利用溥儀，絞盡腦汁，期間羅振玉向日本獻計獻策，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諸如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應允溥儀要求派其弟溥杰等赴日學習陸軍，先行派日人教授日語；邀請溥儀參觀日本僑民小學，令學生高呼：“溥儀萬歲”口號；逢年過節(jié)和溥儀生日時，仍像對待皇帝一樣向其祝賀；日本過天長節(jié)時也邀請溥儀參加閱兵典禮，為了討好溥儀高興，植田謙吉司令官還特意騎馬向溥儀致敬；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高田豐樹還不時派參謀們向溥儀表示：“中國的混亂，根本在于群龍無首，沒有了皇帝”，只有溥儀“才能收拾”民心。
特別是日本在天津設立的特務機構—三野公館，是專門拉攏羅振玉、榮源和謝介石等人的場所，而且在那里安排了女人、鴉片等。股肱們?yōu)榱颂Ц咦约旱纳韮r，不惜低三下四，乞求日本干涉中國內政。走的最遠的是羅振玉，其次是鄭孝胥。鄭孝胥曾專程前往日本，與日本軍部、黑龍會等接觸。日本朝野將鄭孝胥視為溥儀的代表予以歡迎、款待。其中接見過鄭孝胥的日本人有鼓吹侵華的近衛(wèi)文麿、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司法大臣平詔騏一郎、陸軍將領南次郎以及鈴木貫太郎等上層人物。然而，鄭孝胥并非與羅振玉一樣，死抱日本以實現溥儀復辟，而是在企望依靠日本復辟的同時，還盼望得到“國際共管”。待日本探知鄭孝胥的雙重面孔時，異常憤慨，尋機懲戒。此間，出現兩件事，一是外部的。即羅振玉和升允共同向溥儀推薦白俄將軍謝米諾夫，由于陳寶琛反對無果。不久羅振玉又會同鄭孝胥介紹，溥儀才會見謝米諾夫，并予以資助，同時將其介紹給溥儀寄予希望的張宗昌（1881－1932）。另一件事是位于河北的遵化馬蘭峪的乾隆和西太后的陵寢被盜事件。此事發(fā)生于1928年，國民黨41軍軍長孫殿英（1889－1947）有計劃盜墓，將殉葬財寶，搜羅凈盡。溥儀認為受到的刺激，比自己被驅逐出宮時還嚴重。⑺ 羅振玉、鄭孝胥、升允等，紛紛向溥儀表達本人對蔣介石軍隊的憤慨，甚至在張園擺上乾隆、西太后靈位，一天三祭。這時羅振玉等更是不斷向溥儀進言，增強其復辟的決心。
1931年7月10日，溥杰從日本回到天津，在會見溥儀時暗示東北將發(fā)生事端，未來是有希望的�！熬乓话恕笔伦冎稳胀砩�，日本參謀本部作戰(zhàn)部長建州美資即提出“樹立以宣統(tǒng)為皇帝的盟主”的偽政權主張，參謀本部電令天津日軍司令官“保護”溥儀，并派上角利一攜羅振玉到天津去接溥儀。⑻ 這足以反映出日本軍方扶持溥儀當傀儡是蓄謀已久的。
9月22日，關東軍幕僚會議決定將溥儀和近臣羅振玉等人置于日軍保護之下。25日，羅振玉被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1885－1948）召到奉天。羅振玉向板垣說明溥儀復辟的愿望，并同熙洽（1884－？）、張海鵬（1867－1949）等人策劃溥儀到東北的辦法。
9月30日，駐天津日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以“談一件重要的事情”為名，邀溥儀到司令部客廳。溥儀走進客廳，一眼見到羅振玉已在場。羅振玉立將張作相參謀長熙洽的信交給溥儀，信的主要內容是勸溥儀“勿失良機”，趕快到祖宗發(fā)祥地—沈陽主持大計。表示：溥儀一到沈陽，熙洽就在吉林“宣布復辟”。羅振玉在旁邊進一步無中生有地說：東北3000萬民眾期盼溥儀回沈復位。為達到溥儀離津目的，不惜制造革命黨將進行暗殺的謠言相威脅。香椎浩平也以天津治安狀況不好為名，勸溥儀盡早動身到東北去。后來溥儀前往東北，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羅振玉、熙洽和香椎浩平的誘惑、勸導，使溥儀產生離津之念。另一原因是社會上流傳出“中國人要對溥儀有不利的舉動” 。第三個原因是日本策劃的一系列行動：板垣派大陸浪大川島浪速（1865－1949）等到天津勸誘溥儀；⑼ 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1883－1948）也秘密到天津，并于11月3日夜會見溥儀，再勸其“速往”東北，同時建議關東軍監(jiān)視溥儀，如有逃逸情形，則用“特殊手段”。⑽ 其手段之一是用水果箱裝兩顆炸彈，以禮品送給溥儀進行恫嚇，手段之二是寄恐嚇信，警告溥儀：“如果你再不離開這里，當心你的腦袋！”其實這些卑劣手段都是日本收買溥儀身邊的寵愛侍從祁繼忠之所為。手段之三是奉關東軍之命協(xié)助溥儀離津的土肥原，策劃漢奸便衣隊于11月8日在華界騷擾，制造混亂，駐津日軍司令部令部隊占領日本租界的外圍線，⑾ 并把裝甲車開到溥儀居住的靜園門外。溥儀在內外夾擊之下，神不定，心不安，終于應允離開天津。
三
1931年11月10日，夜幕降臨，溥儀按著日本間諜祁繼忠的精心安排，走出靜園，坐在敞篷汽車的后箱中，由日軍護送到敷島料理店，再換上日本軍大衣、帽，到碼頭坐汽船登上“淡路丸”。12日到營口港的滿鐵碼頭，然后由另一名特務甘粕正彥將溥儀拉倒湯崗子療養(yǎng)區(qū)的對翠閣旅館，進行“照顧”。⑿ 屆時羅振玉等人已按照關東軍的安排，在客房等候溥儀了。羅振玉首先向溥儀說明，他還在同關東軍商討復辟建國之事。
溥儀離津到東北明明是日本長期實行陰謀詭計的結果，而關東軍卻向關東州長官、總領事、滿鐵等發(fā)出通告：“溥儀因天津暴動深感其自身生命之危險，乃自發(fā)逃離天津，于13日（12日）10時突然于營口登陸，請予保護。出自人道主義立場，暫時將其收容于湯崗子予以庇護�！雹� 但是，關東軍又以湯崗子有“兵匪活動”為名，先不準外出，甚至下樓也不行。直至11月18日將溥儀等遷至羅振玉的居住地旅順，住進大和旅館（今旅順口區(qū)文化街30號）。月余后遷至善耆之子章憲家居�。ń衤庙樋趨^(qū)新華大街9號）。關東軍對溥儀仍然是嚴密“保護”，不準任何人會見。羅振玉經常與關東軍聯絡，與鄭孝胥爭奪溥儀。羅振玉利用與板垣、上角利一孤立鄭孝胥，單獨與溥儀和關東軍往來。然而，鄭孝胥并非羅振玉所能孤立的。鄭孝胥到日本時與東京軍部建立了聯系，而且在天津時已認識上角利一�？梢�，羅、鄭分別祈求關東軍幫助。據溥儀記載，羅、鄭都試圖在日本幫助下，讓溥儀復皇帝位，但當日本反對帝制而籌建“滿蒙共和國”時，羅、鄭又顧不得再為溥儀爭復帝位，而為組閣當總理暗中使勁。關東軍對羅、鄭兩人進行分析比較后，認為鄭孝胥比較靈活，而不喜歡因循守舊的羅振玉。關東軍逐漸冷落羅振玉了。溥儀到旅順后，所面對的是關東軍加快炮制新國家的局勢。溥儀原以為到了旅順會很快決定復辟問題，可是一兩個月過去，不見動靜，溥儀十分惱火，但也只能聽從羅、鄭的勸告，耐心等待。
直到1932年2月18日，板垣做好一切建立偽政權準備之后，便召集原哈爾濱特區(qū)長官張景惠（1871-1959）、奉天省主席臧式毅（1885-1956）、黑龍江省代主席馬占山（1885-1950）和剛上任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等舉行“東北行政委員會”會議，發(fā)表《獨立宣言》，要在滿洲建立“共和國”。此事使溥儀及身邊的羅振玉既恐慌又憤慨。溥儀氣的要回天津，羅振玉雖不反對回天津，卻還抱一線希望主張爭取。因此建議給板垣送禮。同時，由溥儀提出12條必須“正統(tǒng)系”—復辟的理由。諸如“尊重東亞五千年道德”、“實行王道”、“統(tǒng)馭國家”、“恢復帝制”、“行政之復古”、“振興兩國國勢”等。⒁
2月21日，羅振玉攜其子羅福葆、鄭孝胥攜其子鄭重等，先后拜見坂垣，請求實行復辟帝制。但在奉天公記飯店舉行的各次“建國會議”上，帝制派與張景惠、臧式毅、趙仲仁等立憲共和派爭執(zhí)不下，最后折衷為民主共和制。會上還圍繞國名、年號、國體、元首名稱討論一番。其實討論不過是走形式，板垣早已征得日本軍部和關東軍之同意，本莊繁批準，只是假“東北行政委員會”的名義，于2月25日拋出“新國家”方案：國名為“滿洲國”滿珠—滿殊，相沿為漢字滿洲，元首稱“執(zhí)政”，國旗為“紅藍白黑滿地黃的五色旗”（紅色熱情、赤誠；藍象征青春、活潑；白代表博愛和平與純真公正；黑表示克己與堅忍不拔；黃為土地之色，表示土地廣袤與福慶，亦是“漢、滿、蒙及日本、朝鮮五族協(xié)合之意”），年號“大同”取《易經》中之“天下大同”，首都定于長春（地處“滿蒙”中央，無軍閥殘余），改為“新京”，政治為“民本主義”。并決定正式擁戴溥儀就任“新國家”元首，遂派代表赴旅順迎接。3月1日6名 ⒂ 代表到旅順會見溥儀，懇請擔任元首。溥儀以“責任重大，礙難接受”予以推辭 ⒃。同日上午9時“東北行政委員會”在奉天發(fā)表洋洋萬言的《滿洲國建國宣言》�！缎浴分芯构弧靶媾c中華民國脫離關系，創(chuàng)立滿洲國”，承認中華民國“與各國所定條約債務之屬于滿蒙新國領土以內者”，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⒄ 十分明顯，“滿洲國”是在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權。
3月4日下午，關東軍策劃了29人第二次擁戴使再次懇請溥儀出山的措施。最后溥儀表示“勉竭愚昧，暫任執(zhí)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隕越，敬避賢路。儻一年之內，憲法成立，國本決定，若與素志相合，再當審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⒅ 何謂“國本決定”，“與素志相合”，就是恢復帝制、重登皇帝寶座之意。這一愿望于兩年后的1934年3月1日實現了，溥儀執(zhí)政即皇帝位，改年號為“康德”。
3月5日，張景惠迎接委員專程到旅順，第三次懇請溥儀出山，三顧之禮后，溥儀才正式承諾。
3月6日7時30分，溥儀攜婉容，在羅振玉父子、鄭孝胥父子及日本人等30多人陪同下，乘汽車到大連。9時8分，從沙河口車站搭專列啟程，零時43分到湯崗子，再下榻對翠閣旅館。3月8日8時20分乘專列離開湯崗子，下午3時到達長春站。羅振玉為籌建偽滿洲政權積極奔走。3月9日，溥儀在就職儀式上當了執(zhí)政，羅振玉等人參加，并在滿鐵總裁內田康哉（1865-1936）致完祝詞后，由其代讀溥儀的答辭。鄭孝胥因得關東軍青睞而當了國務總理，羅振玉只當上參議府參議。羅振玉為溥儀未復辟當皇帝，自己又未當上總理而郁悶不樂。次日向溥儀辭職。溥儀挽留，他卻說：“皇上屈就執(zhí)政，按說君辱就該臣死，臣萬不能就參議之職�！� ⒆ 但溥儀還是將其“留之左右，以備咨詢。未幾被任為‘臨時賑務督辦’�！� ⒇ 后來返回旅順。1932年末，偽監(jiān)察院院長于沖漢（？-1932）病故，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1868-1933）又想到羅振玉，要他繼羅振玉又興沖沖地于1933年7月前往“新京”做了一任監(jiān)察院院長。1937年5月“請準辭居旅順，閉門習靜，著書自遣，或摩挲金石，評隲書畫為笑樂�！� （21）
1940年6月，羅振玉留著辮子，帶著不能輔佐溥儀復辟大清的積怨，飲恨病歿，年75歲。溥儀贈謚“恭敏”。
羅振玉與溥儀相處了16年。溥儀一心想復辟皇帝位，多方依賴于羅振玉，然而在溥儀所寫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又揭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有關羅振玉品行不端之事。羅振玉為實現溥儀復位效盡犬馬之勞，想依靠溥儀為自己爭個較大的官職而殫精竭慮。但是，由于日本對羅振玉的欣賞程度遠比鄭孝胥為差，羅振玉與鄭孝胥爭權奪勢中敗下陣來，再加上他的效勞未能實現溥儀恢復帝位而郁悶引退�？梢坏╆P東軍啟用他，他又到溥儀身邊為偽滿洲國和日本效勞了。不過他殫力治學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是值得一提的。諸如：悉力保存內閣大庫明清史料，免于毀滅；甲骨文字之考訂與傳播；敦煌文卷之整理；漢晉木簡之研究；古明器研究之倡導，編印《殷虛書契》、《三代吉金文存》、《古鏡圖錄》、《封泥集存》等，對文化發(fā)展還是有益處的。
注釋：
⑴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82年，第122頁。
⑵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羅振玉》，《傳記文學》第120頁，第23卷，第2期。
⑶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頁。
⑷《鄭孝胥日記》，轉引自《我的前半生》，第174頁。
⑸ 羅振玉，《集蓼編》，轉引自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頁。
�、省俄樚鞎r報》，1925年2月25日。
⑺ 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30頁。
⑻《片倉衷回憶的滿州國》，第99頁。
�、汀镀瑐}衷回憶的滿州國》，第99頁。
�、巍睹劁浲练试t二》，第203頁。
�、稀踩铡长亭�?まさし，《現代史資料》，第7卷，第258頁。
�、小镀瑐}衷回憶的滿州國》，第101頁。
�、选踩铡碀M州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步平等譯，《滿州國史·總論》，黑龍江省社科院1990年版，第180頁。
�、� 參見溥儀，《我的前半生》，第301、302頁。
�、印稘M洲國史?總論》第22頁記載為張燕卿、趙仲仁、葆康、馮涵清、凌陞、蘇寶麟6人，而溥儀在《我的前半生》第311頁稱“3月1日，張燕卿、謝介石等九人到達旅順�！�
�、浴稘M洲國史?總論》第220頁。另溥儀在《我的前半生》第311-312頁稱“殆難宏濟，斷非薄得所能勝任。所望另舉賢能，造福桑梓”。二者文字不同，意思相同。
⒄〔日〕滿州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步平等譯，《滿州國史·總論》，第231頁。
�、� 溥儀：《我的前半生》，第312頁。
�、� 溥儀：《我的前半生》，第314頁。
�、�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羅振玉》，《傳記文學》，第22卷第2期，第120頁。
（21）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羅振玉》，《傳記文學》，第22卷第2期，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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