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耒，字文潛，號柯山，人稱宛丘先生、張右史，楚州淮陰人（今淮安）。因其儀觀甚偉，魁梧逾常，所以人復稱其“肥仙”。其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歿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歲。他是宋神宗熙寧進士，歷任臨淮主簿、著作郎、史館檢討。哲宗紹圣初，以直龍閣知潤州。宋徽宗初，召為太常少卿。張耒是宋代著名的詩人，也是“蘇門四學士”(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中辭世最晚而受唐音影響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擔任過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稱其為張右史。
張耒在《思淮亭記》中稱“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祖父任職于福建，父親中進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檢法官，因親老，乞請離京做吳江知縣。母親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為譙縣知縣，歷官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詩文名世，長于寫詩，深受當時的大詩人晏殊的賞識。正是在這樣的家庭里，張耒從小就受著正統(tǒng)的封建詩禮的熏陶，加之受業(yè)于“山陽學官”，少年時即表現(xiàn)出對文辭的靈感，“十有三歲而好為文”(《投知己書》)，十七歲作《函關賦》，傳誦人口。此后，他游學于陳州，得到當時在陳為學宮的蘇轍的厚愛。熙寧四年(1071)，蘇軾出任杭州通判前，來陳州與其弟話別，張耒得以謁見蘇軾，頗受青睞，自此便成為蘇氏兄弟的門下客，并在東坡引薦下，應舉姑蘇。熙寧六年(1073)，即張耒二十歲時，由神宗親策為進士，王安石負責提舉，授臨淮(今安徽泗縣)主簿，開始步入仕途。熙寧八年，蘇軾在密州修“超然臺”，張耒應約寫了《超然臺賦》蘇軾稱他“超逸絕塵”，有秀杰之氣，“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答張文潛書》)，這是他們詩文交往的開始。與此前后，張耒與秦觀、晁補之也有詩文唱和，結為知交。
熙寧六年至元豐八年(1073-1086)，張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縣尉、縣丞一類地方官，并因秩滿改官不 張耒斷，往來京洛間，為政特別辛勞�！拔矣刳吺雷荆d困微官”(《悼逝》)，“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上蔡侍郎書》)說的就是這段經歷。張耒為官清廉，他本想憑著他那微薄的俸祿養(yǎng)其親小，淡泊平生，然厄運頻頻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繼謝世，家境每況愈下，經濟拮據，生活困窘。
元豐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舊黨的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反變法派司馬光，蘇軾、蘇轍相繼奉調晉京。元佑元年(1086)大臣范純仁薦舉張耒參加太學學士院考試。這次被薦參加考試的還有黃庭堅、晁補之等人，由翰林學士蘇軾命題，考試結果三人同被拔擢，張耒被任為秘書省正字，其后歷任著作佐郎、秘書丞、史館檢討，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蘇軾主持禮部貢舉，張耒被聘為讀卷官，入試院檢點審閱舉子試卷。元祜三年(1088)，秦觀被召到京師，任太學博士，校正秘書，亦入蘇軾門下。在暇日與張耒或舉酒歡宴，或同游京都名勝，詩文酬唱，作畫題跋，互相砥礪，共受蘇軾薰沐。這是他們難以忘懷的歡樂年代，也是北宋文壇上的盛事。他們“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價為貴”。館閣八年，張耒有緣披覽國家藏書，過著“圖書堆枕旁，編簡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學術也日有進益。
宋哲宗親政后，新黨得勢，竭力報復元佑舊臣，隨著蘇軾等人的被貶，蘇門弟子也受到株連。紹圣元年(1094)，張耒在以直龍圖閣知潤州(今鎮(zhèn)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紹圣四年(1097)貶黃州(今湖北黃岡)酒稅監(jiān)督，再貶復州(宋地名，在今廣西境內)監(jiān)竟陵郡酒稅。元符二年(1099)起為黃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歲的張耒一度內召為太常少卿，后又被啟用為兗州、穎州(今阜陽)知州，但為時都很短促。當時蘇軾自海南遷內地，張耒賦詩相慶；“今晨風日何佳哉?南極老人度嶺來。此翁身如白玉樹，已過千百大火聚�！辈痪�，噩耗傳來，蘇軾于途中卒于常州。張耒在穎州舉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師。未想竟觸怒了上方，于崇寧元年(1102)被貶為房州(今湖北房縣)別駕，安置于黃州，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內第三次被貶到那里，他在黃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臉淇菽�，蓬蒿滿眼，自然令人惆悵莫名，但“江上魚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給他不少安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腳下，張耒與蘇軾弟子潘大臨結為緊鄰，兩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節(jié)。據載，當時的郡守瞿汝文憐其家貧，欲為其購買一份公田，以種植豆粟蔬菜等，貼補家用，張耒敬謝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樂使他難以忘懷，故他自號為“柯山”。
崇寧四年(1105)，秦觀的兒子自藤州(今廣西藤縣)奉父柩歸葬揚州，路過黃州時張耒臨江祭奠，他為好友的“竄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聲。淚水未干，黃庭堅又相繼去世。崇寧五年，宋徽宗詔除一切黨禁，張耒才得任便居住。這年冬天，他自黃州經潁州，回到故鄉(xiāng)淮安，大約住了一年多時間。大觀年間，移居陳州，監(jiān)南岳廟，主管崇福宮。由于晚年長期賦閑，他貧病交加，《歲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聞韻客，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補衣裾。已病藥三暴，辭貧飯一盂。長瓶臥墻角，短褐倒天吳。宵寐衾鋪鐵，晨飲火數(shù)珠�！笨梢韵胍娝敃r已衣食不繼，三月不知肉昧了。
盡管政治環(huán)境是如此惡劣，生活是如此困窮，但詩人并沒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團屈服。以聞道蘇軾自負，終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擊也不后悔，且引為人生最大的志趣。詩人就這樣堅持著，繼蘇轍和晁補之謝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據乾隆《山陽縣志》載，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據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于兵。和為陜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無后，可哀也。”
張耒平生仕途坎坷，屢遭不幸，可他從未忘懷操寫詩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為《柯山集》、《張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孫通海、傅信三人編輯的《張耒集》，收詩約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論、議論近三百篇，真可謂洋洋大觀矣!其詩早年體制豐腴，音節(jié)瀏亮，東坡稱之“汪洋沖淡，有一唱三嘆之音”，晚歲落其華，趨務平易，酷肖白樂天(居易)、張文昌(籍)，一時獨步吟壇；其文則雄深雅健。纖秾瑰麗，無所不有，蔚然成家。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窮困，顛沛流離，后又屢遭貶謫，長期任地方卑官，對社會現(xiàn)實體察甚深，因而對勞苦百姓的關心也頗切，如在《勞歌》一詩中對那些“筋骸長彀”、“半衲遮背”的“負重民”以憐憫；在《和晁應之憫農》一詩中對那些“夜為盜賊朝受刑”的“南山壯兒”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為其“哀哉天地間，生民�？嘈痢�(《糶官粟有感》)的憫農意識，才使他在政治觀點上追隨蘇軾，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而在實踐中則主張富國強民，改革弊政，以減輕人民負擔，這與司馬光等人純粹的因循守舊乃是有著本質區(qū)別的。與此同時，面對遼、夏對北宋的侵凌，他也積極主張開邊御敵，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馬》、《聽客話澶淵事》等無不洋溢著一股勃郁的愛國主義精神，讀來令人感奮不已。
張耒對詩文創(chuàng)作亦有他自己的觀點，其核心則是以理為主，辭情翼之�！皩W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沖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飆，怒之為雷霆，蚊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傳)。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fā)，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賀方回樂府序》)，一時之學者奉為至言。平心而論，強調在創(chuàng)作過程的發(fā)抒真情、筆隨意驅，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確也是把握了文藝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但一味地否認構思、修飾、琢磨、錘煉等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必要性，則又不免矯枉過正。作者本人的創(chuàng)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籬，因而多少顯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創(chuàng)作成就前未及東坡(蘇軾)，后不如放翁(陸游)，痼或即是。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詔追贈蘇軾為資政殿學士，贈張耒集英殿修撰，誥詞說：“四人以文采風流為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既概述了張末等人的影響，又肯定了其文學成就，終于使張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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