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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末漢初，淮安境內曾設置淮陰侯、射陽侯、東陽侯、盱眙侯等侯國，并出現(xiàn)韓信、陳嬰、枚乘等一批杰出人物，這是淮安在中華文明史上初次登臺亮相。然這段時間過于短暫，此后直至東漢末年，淮安長時間的默默無聞。
  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群雄割據(jù)，南北分裂，淮河成為群雄和南北政權之間天然的分界線，位于淮河、運河交匯處的山陽，位于淮河、泗水交匯處的淮陰，位于淮河和汝潁諸河交匯處的盱眙，其軍事地位凸顯，先后升格為郡、鎮(zhèn)。廣陵郡治亦曾遷至淮安。南方政權視淮安為都城的北生多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事，淮安之戰(zhàn)往往決定一代王朝的興起或消亡。戰(zhàn)爭雖給淮安帶來嚴重的災難，但破壞快，建設也快，北方人民大量向淮安集聚，洪澤湖和白馬湖周邊沃壤的開發(fā)，都為淮安由軍事重鎮(zhèn)向經濟都市轉變準備了條件。淮安于此時在中國歷史上嶄露頭角，確立自己的地位。
  唐代被列入十大緊州
  隋唐時期，淮安開始走向輝煌。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即設總管鎮(zhèn)楚州。唐開元中，定天下州府為“四輔、六雄、十望、十緊”，“四輔”為京城四面之州郡，其余的雄州、望州、緊州的遴選都以城市的自然地理條件、人口及經濟發(fā)展狀況作依據(jù)，楚州被列入十大緊州之一。盛唐以后，緊州名錄雖經數(shù)次調整，但楚州始終包括在內。緊、望、雄、輔及京城總計31名（不包括大都督府及邊境都護府）。如果我們要給當時的楚州排個名次，綜合各方面因素，當列全國30名之前。
  其時，山陽縣亦升為望縣，全國計1573個縣，列望縣的僅85個。
  唐代楚州的繁盛，有幾個重要因素。一是隋煬帝開通京（長安）杭運河，運河在淮安入淮，使淮安成為漕運要津。雖然唐中葉以前，朝廷對南方的漕糧和貢賦依賴性不大，但自天寶之亂后，北方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唐室遂專賴長江一帶財賦立國，漕運量日益加大，歲運江淮米增至120萬斛，在運河沿線重要州郡設轉搬倉，凡江淮運米暫儲此倉，楚州即設轉搬倉于城北。另外，運河的便利，也為楚州的貿易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公私商運充實，四遠舳艫往來”，越商胡賈及日本、朝鮮商人，也常到楚州和泗州經營，新羅人在楚州經營煤炭和水上運輸業(yè)，楚州和漣水均設新羅坊；二是楚州的鹽業(yè)興盛，“唐鹽課四十五萬石”，漣水和鹽城所產鹽，都在楚州集散，所謂“擅利巨海，用致沃饒”，朝廷在楚州設有鹽監(jiān)；三是唐帝國重視對外經濟文化交流，這對位于淮河入�？诘某�州港尤其顯得重要，不對外開放，楚州的交通優(yōu)勢地位無法凸顯，一旦開放，楚州港就和長江口、珠江口、錢塘江口的城市一樣，展開了飛翔的翅膀。著名的日本圓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述日本國19次遣唐使，有11次從楚州港出海歸國。他還記述了朝廷在楚州設有接待外國使臣的驛館和接待官員，并記載了新羅人在楚州的活動、唐室對新羅人的管理及楚州的風土人情等。又，唐室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無論是到東南亞等地的南線，還是到東北亞的北線，都要在楚州中轉。四是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的興盛。劉禹錫《送李中丞赴楚州》詩有句云：“萬頃水田連郭秀，四時煙月映淮清”，白居易《早發(fā)楚城驛》詩有句云：“荷塘翻露氣，稻垅瀉泉聲”，兩詩均反映了楚州田園風光。楚州水產品也很豐富，淮白魚其時已很著名，有司欲列為貢品，地方官因貢品害民遂力阻不行；手工業(yè)以紡織、造酒為主，《唐書·地理志》載，楚州貢貲布、纻布，后又有孔雀布的生產。釀酒業(yè)多集中在城東櫻桃園一帶，其地有劉伶臺，杜康橋，供奉酒圣、酒仙。
  由于楚州地理位置重要，朝廷多派重臣任楚州刺史，著名的有宋璟、李泌、李聽等，后來均位至宰相、國公。唐代著名詩人吉中孚、趙嘏均出 生于淮安，唐詩人李白、韓愈、劉禹錫、白居易、崔國輔等都游覽過淮安，留下了大批的詩作，尤其是白居易詩作有9首之多，其中《贈楚州郭使君》起句云“淮水東南第一州”，對淮安的城市作了客觀的定位，從此成為評價淮安的經典名言。
  北宋為全國設市易務的22個城市之一
  到了北宋，淮安的經濟進一步繁榮，首先是得益于漕運。因宋王朝經濟更加依賴南方支撐，漕運量比唐代大幅度增加，大中祥符初，經楚州的漕米運輸高達700萬石，另有菽100萬石，約是唐代的6~7倍（后額定歲漕600萬石），宋建都 開封，即為遷就江淮漕運。當時漕運線路有兩個節(jié)點，一為真州（今儀征市一帶），是荊湖、江南、兩浙漕糧集中由長江入運河的港口，淮南江浙荊湖發(fā)運使（相當于后來的漕運總督）駐真州；一為楚州，漕船在楚州北神堰由運入淮。13世紀以前，運河流向是由南向北，一路挾諸湖之水入淮出海，故運高淮低，入淮口水勢浩大，“堰度舟，歲多壞”。宋初，曾以淮南轉運使喬維岳權知楚州，以保漕運。景祐三年（1036），朝廷“詔知真、楚州自今并兼管勾催遣綱運事”，當時發(fā)運使（漕督）在楚州設有行署，以淮南轉運副使常駐淮安。常駐北神堰為漕運服務的士兵計有五~七萬余人，后“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功”，“以時啟閉，漕舟果便，歲省堰卒十余萬”。楚州堰卒遂減至2萬人左右。元豐七年（1084）后，副使只于真州本司連書發(fā)遣，遇春運擁并，即輪一員至揚、楚、泗州，以來提舉催促“。
  漕運的發(fā)展帶動了水利、倉儲、造船各項事業(yè)的發(fā)展。
  水利  主要工程有開故沙河、龜山運河、遇明河、通漣河，修水閘，疏浚河道等。
  倉儲  元豐三年，徙揚州廢倉300余間置泗州，約儲谷百萬石。加上泗州原有南北二倉，計可儲谷250萬石。時真州、楚州均設轉搬倉。
  造船  元豐三年，詔真、楚州各造淺底船百艘，團為十綱，入汴河行運�；窗蹭畲瑥S當建于彼時。
  黃山谷甥洪炎在楚州寫詩詠運河云：“鑿渠而漕，首淮江尾，舳艫岢峨，連檣千里，青雀翩翩，彩虹嶷嶷”反映了當時漕運盛況。
  漕運的發(fā)展也帶來商業(yè)的繁榮。熙寧六年（1073），朝廷同時批準在杭州、楚州設市易務，市易務只在“邊境和重要城市”設立，其任務是估定物價，收購市場滯銷貨物，待市場缺貨時再賣出，借貸官錢及賒售貨物給商販，采購政府部門所需的物資。元符三年更名為平準務。市易務設提舉和監(jiān)務等官，負責管理、監(jiān)督及收稅。以后，市易務雖或裁或設，但楚州的商業(yè)則經久不衰，各地的貨物由江入運、由海入淮集中到淮安。市易務為王安石推行新政所設。七年，“提舉楚州市易司蔣之奇奏景彰（監(jiān)楚州市易務、著作佐郎王景彰）違法糴買商人的物貨”，“又勒商販不得往他郡”等造假、壟斷行為，王被停官降職處分。這反映了新法的弊端。
  期間，淮安的鹽業(yè)仍然興盛，僅漣水�？趫�，平均年銷鹽11.5萬余石。然由于管理不善，奸吏侵貪，常使鹽業(yè)生產受到破壞，大中祥符五年（1012）4月，通、泰、楚州鹽亭積欠丁額鹽計14萬石，有詔除免。天圣六年（1028）復詔“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yōu)與值，由是歲增課數(shù)十萬”。熙寧三年（1070），規(guī)定漣水軍等處課利倉場（鹽場）官員由朝廷選拔任命。元祐年間，由于鹽產大量積壓，“諸路減價賣鹽數(shù)多”，朝廷增加食鹽儲存量，情況有所改變。
  其時，楚州的釀酒業(yè)也得到發(fā)展，開始釀制曲酒，當時酒有大酒、小酒之分，一般鄉(xiāng)鎮(zhèn)都有酒戶�！疤祆�初，小酒戶被下令停廢”，此后釀酒業(yè)主要被一些大戶控制，并受到稅收政策的保護”。除釀酒外，“絲麻紡織業(yè)亦較發(fā)達，生產的絹、綾、苧布和孔雀布還作為貢斌，每年都有規(guī)定的上繳額。元豐年間，楚、泗二州每年各需上貢絹10匹。
  為保護漕運，朝廷加強了對運河的治理，淮安的農田水利亦連帶得到發(fā)展，農業(yè)生產除特大水、旱年份外，一般都有相應的保障。元祐六年（1911），蘇軾稱“訪聞?chuàng)P、楚之間谷熟米賤”。七年又稱“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云”。蘇軾過泗上詩云：“黃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反映了淮上人家的豐足。然此時淮安農民憂患亦多，感嘆“豐年不如荒年”，豐年朝廷則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有求死不得者”。另外，谷賤傷農，亦往往給淮安農業(yè)發(fā)展帶來不利因素。當然，這是整個封建王朝的積弊，舉世皆然，并非淮安如此。
  淮安當時的對外交通依然具有優(yōu)勢，楚州高麗館已成為當?shù)孛麆伲瑥堮缁鼗磿r即與人宴會其中。
  楚州城的人口，元祐間有3萬戶，（蘇軾贈徐積詩：“楚州三萬戶”）。3萬戶約10萬人，這還不算漕軍和商人等大批流動人口。這在北宋時并非小數(shù)字。
  據(jù)方志載，楚州城中高樓池館林立，著名的有何家樓、籌邊樓、東園樓、南樓、北軒、西閣（蘇軾為之起名曰“仰公”）、東亭、寄亭、望淮亭、瑤真館、棲鳳堂、華袞堂、楊氏園、高麗館及太平興國觀等。蘇軾、張耒、黃庭堅、米芾等人在淮安留下大量的詩文作品。
  北宋時楚州仍列為十大緊州之一（真州列為上州，次于楚州），其地位應比唐代有所上升，特別是楚州市易務的設立，在全國尚屬首批，比其他地方約早二年。所設之地除邊境外，都是經濟發(fā)達、交通便利的地方，全國計22處，已知有汴京、杭州、楚州、廣州、成都、蘷州、黔州、秦州、大名、惠州、鳳翔、真定、揚州、永興、安肅軍、瀛州等城市，此事反映了楚州當時在全國經濟地位的重要性。如果要搞一個全國城市排名，我想應可列在20名左右。
  南宋的邊關重鎮(zhèn)
  到了南宋時期，由于宋金以淮河為界，楚州成了南宋的邊關重鎮(zhèn)。紹興五年（1135），韓世宗以京東、淮東路宣撫制置使兼河北諸路招討使置司鎮(zhèn)楚州。后淮南東路鎮(zhèn)撫、都統(tǒng)、制置、安撫及轉運五司長期開府山陽，并設楚州團練使、兵馬鈐轄、兵馬都監(jiān)等武官，楚州成了南宋王朝抗金前哨，“郡居江北既嚴護于近畿，路出山東更掃清于小丑，兵衛(wèi)森羅既作淮壖之重鎮(zhèn)，舟師畢集又居海道之要沖”。宋金在楚州發(fā)生過多次戰(zhàn)爭，楚州保衛(wèi)戰(zhàn)往往解除了南宋朝廷的危機。
  此時楚州的漕、鹽、商利大部喪失，再加長期戰(zhàn)亂，風光迥異昔日。然當宋金暫時和平共建期間，淮安生機尚時時呈現(xiàn)，表現(xiàn)在為官署及戰(zhàn)爭、國防服務的各項行業(yè)興起，朝廷在山陽縣謝家設稅場。遇到豐年，淮安大米乃有運至浙江銷售者。淮陰縣成為朝廷接待北使的口岸，建有驛館。特別是與楚州相鄰的盱眙，朝廷于紹興十二年（1142）置榷場，和金國進行邊境貿易，派官員管理并收稅，南宋許多商人都運貨來此交易，盱眙街市貨如山積，品種繁多，乃至盱眙人不知道當?shù)赜匈I不到的商品。據(jù)時人筆記稱，每年榷場的稅收，除支付貢金國的銀兩外，尚剩余半數(shù)。同時，盱眙設有歲幣庫，貯存每年輸往全國的銀絹。金國亦在盱城淮河對岸的泗州設有榷場，年收稅5.34萬貫。盱眙呈現(xiàn)出歷史上少見的繁榮。
  元代馬可·波羅筆下的“甚大城市”
  元代黃河奪淮，給淮安農業(yè)生產帶來一定的不利因素，又，朝廷發(fā)展海運，歲漕300~350萬石，給淮安的漕運業(yè)又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然淮安路依然被列為緊州，政府在淮安境大力發(fā)展屯田，先后建有洪澤萬戶府、安東萬戶府，清口黃河萬戶府等。沂郯萬戶府官署亦設在淮城，即明清淮安府衙內�；窗餐吞飸魯�(shù)最高達19909戶，屯田畝數(shù)達40377666畝（山陽縣、安東州、泗州、海寧州），為全國之最，約為位列第二的大都路之3倍。后朝廷將淮安路改為淮安府路，以淮南江北行省參政、樞密院都事、淮東道副使等兼任淮安軍政長官。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其所著《馬可·波羅行記》中，記載了“淮安州城”，稱其“是一甚大城市”，“其城有船舶甚眾，并在黃色大河之上”，“此城為府治所在，故有貨物甚眾，輻輳于此”，“有不少城市運貨來此，由此運往不少城市，惟意所欲”�！皯�知此城制鹽甚多，供給其他四十城市之用。由是大汗收入之額甚巨”，根據(jù)波羅所記，當時淮安的商業(yè)、鹽業(yè)及交通運輸依然很興旺，從屯田看來，似乎最初黃河奪淮時給淮安農業(yè)的危害還不甚巨。
  明清時期的“運河之都”
  明清時期，淮安府城上升為全國前十名的大都市�；窗渤鞘械匚坏拇_定，已不靠京、畿、雄、望、緊州的排列和其他資料作推測，因其時已有人開始對城市進行排名。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一位作者列了一份全國最大城市的清單，清單上所列城市排序如下：北京、南京、杭州、鎮(zhèn)江、廣東（州）、福州、蘇州、松江、淮安、揚州、臨清、濟寧、儀真（征）、蕪湖、景德鎮(zhèn)。根據(jù)此表，淮安城名列第九。到清代康熙三年（1644），彼德·馮霍姆率領荷蘭使團經過淮安時，旅行日志稱該城是中華帝國的第八大城市。清嘉道年間，《清朝野史大觀》（卷七）載文稱：“清江浦為南北孔道，當乾隆嘉慶時，河工極盛；距二十里為湖嘴，乃淮北鹽商聚集之地；再五里為淮城，乃漕船必經之所。故河漕鹽三途駢集一隅，人士流寓之多，賓客宴讌之樂，除廣東（州）、漢口外，雖吳門亦不逮矣！”這雖然是私人筆記，然有一定的可靠性，據(jù)作者以為，其時淮安在全國的排列僅次于北京、廣州、漢口，超過了蘇州，因此，我們亦可據(jù)此推定，當時淮安在全國的排名又當前靠，約在第五名左右。
  今人研究明清時期淮安城（包括乾隆二十六年劃給清河縣的清江浦鎮(zhèn)，其實即今淮安市區(qū)的建成區(qū)范圍）的五大經濟支柱為：漕、鹽、榷、河、驛，并將其優(yōu)勢發(fā)揮到極致的程度。
  漕即漕運，這是淮安經濟最強大的動力和輻射源。由于黃河奪泗、奪淮的緣故，增加了漕舟由運河入淮（黃）的難度和航行的風險，故從明初開始，朝廷將督理漕運的重任，交給鎮(zhèn)守淮安的武官。永樂帝遷都北京后，專命平江伯陳瑄駐守淮安督理漕運，并在淮安設立漕運鎮(zhèn)守總兵府。景泰二年（1451），復設總漕部院于淮安，總漕兼巡撫淮、揚、廬三府（后增加鳳陽府）和徐、和二州（后增加滁州），又稱漕撫，漕撫與漕運總兵合稱文武二院。至萬歷二十七年（1599），文武二院合二為一，由漕撫兼管漕軍，改稱漕督。下轄江北水陸13營39衛(wèi)所，其中在府境為7營。為了配合漕運，朝廷復在淮安設刑部分司，以審理漕運中的不法行為及漕軍與沿岸地方的糾紛，當時規(guī)定與漕運有關案件都必須到淮安審理，所在地方不得插手，只能移交；又設工部分司，主管造船，在板閘至清江浦設立大型漕船廠；設戶部分司，主管漕倉；后又在板閘設淮關，征收市肆門攤費及船鈔�；窗渤亲源斯偈鹆至�，“官省吏舍，冠蓋相望”。漕督在淮城西門外設盤糧廳，所有漕船（包括回空載貨船）都經盤查后，才得放行，往往滯留多日。漕運人員在淮安的消費，又大大促進當?shù)厣虡I(yè)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清初，漕督一度時間兼鳳陽巡撫，淮安實際上成了蘇北和皖北的省會。下設海道、淮海道、淮揚道及漕儲道并河標兵。當時淮城“市宅競綢畫，被服窮纖綺”，人口越來越多，三城內外，不下數(shù)十萬戶。道光十年，山陽縣有54.35萬丁，比1丁比2.5口算，亦有135萬人。有關漕運盛況，研究的文章很多，本文只舉其大略。
  鹽即鹽運。明代正德十年（1515）建淮安壩批驗引鹽所于河北，隸兩淮都轉運鹽使，“據(jù)十場津要”。時淮北鹽運分司設于安東，淮北鹽商均萃居于河下及河北，年分銷鋼鹽額15萬多引，每引約200斤。府屬海、贛、鹽、阜、安等地場灶所產鹽，均由鹽河運至河下集散，行銷地一如元代，達40余州縣。明《正德淮安府志》稱湖嘴（即河下）：“鬻鹽、榷關，商賈輻輳，轉輪阜通，衣被宇內”，又邱濬詩：“十里朱騎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時休。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贝嗽娂确从沉撕酉庐敃r的盛況，也含蓄的說明了當時淮安城正在取代揚州，成為運河上最繁華的都市。
  清代，淮北鹽運分司及淮北鹽總商均駐河下，河下進入最繁盛的時期，甚至超過郡城，清人吳錫麒在乾隆五十八年稱之為“萬商之淵”，“富有無堤，甲于他鎮(zhèn)”，與此同時，與河下僅隔一條鹽河的河北鎮(zhèn)，亦因鹽利，成為“郡北屏藩”。該鎮(zhèn)有東里和西里，“相距幾二十里”。“鹽官所在，食力之家不下數(shù)千戶”。（其實，這句話還有所保留，因為在綱鹽改票后，河北失業(yè)的鹽業(yè)打包工人就達萬人，聚眾請愿，幾被官府作為叛亂鎮(zhèn)壓。）當時的河下，高堂廣廈，林池駢立，有各種私家園林近百處，可與洛下媲美。房屋“墻壁壘石為基，煮米屑糍為計，以為百年計”。
  康熙乾隆年間，鹽引數(shù)未見變化，但每引重量遞加至688斤，兩淮鹽商年繳納引價銀共35.25萬兩，余課銀計60萬兩，合計95萬余兩。此后，由于商人偷機使詐，鹽利逐漸“歸公者少，歸商者多”，道光十年（1830），淮北綱鹽積欠至5700萬之多，遂有“綱鹽改票”之議。
  道光十一年，綱鹽改票后，原設于山陽河下的淮北鹽棧改設于清河西壩，依附鹽業(yè)為生的人口也紛紛遷往西壩，西壩遂迅速擴展，“閭閻相接，日以浩繁，土著賃地以居貨，游客結屋而招商”“其客多輦金腰玉，豪貴間游”，“三月行數(shù)十萬引”，“食力于其間者統(tǒng)計殆萬余口”，“其時，受豢養(yǎng)于鹽商之巡緝隊，共弁目兵丁，其數(shù)亦不下千人”�？傮w來說，西壩鹽業(yè)雖不能與河下相比，但從河下遷至西壩，其鹽利仍在今淮安市區(qū)轉移。
  榷即榷關。明永樂十六年（1416）在板閘設戶部鈔關，同時設工部抽分廠駐清江浦。宣德四年（1429），榷關止收船鈔，“量其船之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當時，全國的商業(yè)漸漸集中在長江下游與運河兩岸的兩條線上。“萬歷六年，各地商稅課鈔數(shù)，南直各府州（江蘇安徽全境）全數(shù)達一千三四百萬貫。殆占全國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獨有二百余萬貫”。（見錢穆《國史大綱》）。據(jù)此計算，明代淮關所榷商稅，約占全國商稅總額的二十五分之一左右，可以稱為“天下第一關”。難怪至清代，滿人爭做淮關監(jiān)督，朝廷額定滿漢官員各一，以滿人為主。清乾隆年間，淮關（含所屬海關、宿關）統(tǒng)計正額銀25.43萬兩，道光間，歲征正額銀及盈余銀36.43萬兩。其實淮關歲盈余銀要比上繳的多得多，據(jù)清人筆記，同治年間，滿人穆克登布多方營謀關督之職，任職4年間，撈取私蓄有30萬兩之多。其時，板閘民間有言，“一任關官，三代不窮”。一首《淮陰竹枝詞》稱“板閘人家水一灣，人家生計仗淮關，婢賒斗米奴騎馬，笑指商船去復還”。此詞反映了當?shù)厝烁绞郴搓P的情況。咸豐、同治間，朝廷多次以淮關銀撥充軍餉，咸豐六年（1856），一次就撥淮關銀20萬兩給江南糧臺備餉。淮關對于地方建設亦有所裨益，修路造橋，興辦義學，建造園亭寺廟，著名的碼頭靈濟祠、清江慈云寺、板閘愛蓮亭都是淮關出資興建的�；搓P于民國16年始裁撤。
  河即河工。明代為了保護運河漕船暢通，總河官員在淮安設有行署，入清后總河多駐清江浦。綜合治理黃、淮、運河及洪澤湖。當然漕運官員也參與其事，如陳瑄開清江浦河即是一例。清康熙皇帝把“漕運”、“河工”與“三藩”合稱三大政，可見河工在當時朝廷心目中的重要性。清初在淮、黃、運河險段設有河兵營，負責修防保衛(wèi)。清雍正七年（1729）設江南河道總督于清江浦，下轄淮揚道�；春５馈⒒葱斓兰昂訋斓赖�，又在各要地設24廳。立河標兵24營，分汛把守。朝廷每年發(fā)給南河（即江南河道署）維修銀450萬兩，若遇決口，再增撥銀兩，最多時一次撥上千萬兩。應該說，朝廷對治河是舍得花錢的。但所發(fā)銀兩，據(jù)清人一致看法，只有十分之二三用在河道治理上，清江浦成了清王朝最大的財政漏斗。晚清思想家薛福成稱，河工銀兩“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員弁的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余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斗奇競巧，務極奢侈”。當然，我們也不能一概抹煞河官們的功績，畢竟數(shù)百年間，漕運是通暢的，淮揚里下河的人民，也只有少數(shù)幾年“幾成魚鱉”，多數(shù)年份還是安全的。有幾位河道總督，治水成就及為官清廉方面至今為人稱道，他們對淮安城市，特別是清江浦的城市建設亦頗多貢獻。清江浦在明代時，雖處于南船北馬，舍舟登陸的要地，并設有工部造船廠及戶部常盈倉、抽分廠，但總體來看，并不很發(fā)達。明文征明《夜宿清江浦》詩云：“清江閘畔水縱橫，回首南來十二程。書寄故鄉(xiāng)何日到，寒兼羈思一時 生。月明村店人煙少，風遞嚴城鼓角明（鳴），物色擾愁詩更苦，怪來春夢不能成”。又近年在水門橋南尚發(fā)現(xiàn)明代墓葬。這都說明，當時清江浦繁華地段，只集中在少數(shù)交通要地。然至清代乾嘉期間，清江浦已是“兩岸市肆櫛比，數(shù)十里不絕”，據(jù)資料記載，當時清江浦及相鄰的運河沿線，聚集有54萬人之多，“五方雜處，百貨山列”。山陽人黃鈞宰的筆記中稱，“清江上下十數(shù)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肩摩轂擊，甚盛也！”“曲廊高廈，食客盈門”，“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千百家也”。這都得益于河工。這也為以后淮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西移，打下了基礎。
  驛即驛傳，實際是指交通地位，淮安為南北通衢，南方人進京都要由江入運，在清江浦下船乘車北去，以規(guī)避黃河風險及運河漕運時禁止客船通行的困難。北方人亦到清江浦登船前往江浙或湖廣。當時淮安設有淮陰驛、清江驛、金城驛、山陽驛等，均為一等極沖，王營鎮(zhèn)有眾多的騾車店，往北方“日發(fā)千車”；河下則設有大批快船，由人雇用南行，厲 鶚詩《淮城使風暮抵揚州》云：“三百里程消一日，蘆花吹雪到邗溝”。
  河、漕、鹽、榷、驛給淮安人提供了大量的就業(yè)機會，也吸聚了大量流動人口，蕭文業(yè)文章稱“從板閘至清江浦，民人大半在官”，“在官”即吃公家飯。河、漕、鹽、榷、驛，也促進了商業(yè)的繁榮，往來流動人口的消費，河工和造船需要大量的材料，這都為淮人和來淮經營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商機。嘉慶年間，淮城有首名謠，稱“南城方，北城汪，中間隔個陶木樁”，這方、汪二戶都是經營水利材料的大戶，陶木樁本為市井無賴，偷機木材生意發(fā)財，遂與方、汪并列。
  明清時期淮安的工業(yè)、手工業(yè)，主要為釀酒造曲，制造仿古鎏金銅器、制鼓及造船等�；窗苍烨�，年用大麥20萬石，產品主要供京城造酒，明漕運總督曾上書朝廷，建議停止生產，朝廷未允；造船主要為漕運服務，清江督造船廠有4大廠82分廠，共有工人6000名，明弘治三年（1490）至嘉靖十三年（1534）共造船2.95萬艘，平均年產670艘。仿古鎏金銅器有仙鶴、鼎爐等，明人稱“幾可亂真”。淮安鼓“緊繃密釘，晴雨同聲”，被朝廷確定為衙門登聞鼓。這些產品，反映了淮安勞動人民手工技藝的高超。淮安釀酒，明代有著名的珍珠酒、苦蒿酒，清嘉慶年間有淮安延壽酒、山陽陳壇酒、清河雙辣酒，傳承了淮安酒鄉(xiāng)的盛名。其時，適應當?shù)厝撕土鲃尤丝谙�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官員和商人的享受，全國馳名的淮揚菜亦在淮安誕生并發(fā)展。
  淮安的農業(yè)，只能說在艱難中維持生產。乾嘉時期，山陽農民對人甚至恥稱自己仍以務農為業(yè)，這反映了淮安鼎盛時期，農業(yè)勞動力的流失，及農業(yè)生產在整個經濟中地位的下降。
  綜上所述，淮安是漕運總督駐節(jié)之地，而漕運在運河運輸中占最大的比重�；窗彩沁\河，也是天下第一稅關——淮關的所在地，稅收量在全國舉足輕重。淮安為兩淮鹽區(qū)特別是淮北鹽的集散地，“天下鹽利淮為大”�；窗彩沁\河、淮河、黃河及長江的水利中心，江南河道總督的駐地�；窗矠槿珖�最大的商埠，徽、閩、浙、晉、湖廣及江蘇各主要商埠的商人都在淮安建有會館�；窗矠檫\河的交通樞紐，客貨運輸通達江、淮、黃、運沿岸各地，清江浦且是南船北馬換乘之地�；窗灿质侵袊鴼v史文化名城，是運河文化的代表，中國最早的運河（邗溝）即在淮安與揚州之間開鑿。因此，我們斷定，“運河之都”非淮安莫屬。
  其實就今天的淮安來說，在運河沿線仍占至關重要的地位。眾所周知，京杭運河的蘇北運河段，是當今整個運河最繁忙的黃金水道，運河50%以上的運輸量集中于此，而淮安又處于蘇北運河的中心，建有淮安、淮陰兩座三線船閘和南水北調樞紐工程，運河與淮河入海水道之水上立交工程為全國僅見�；窗策�建有主跨為亞洲第一的徐鹽高速公路運河特大橋和跨運河、鹽河、淮沭河等五河，橋面為全國最寬的雙塔雙索面斜拉橋——淮安五河口大橋。
  清末至民國年間，由于各種原因，淮安的漕、鹽、榷、河、驛等優(yōu)勢相繼消失，經濟暫時走入低谷。今天的淮安人正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發(fā)揚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奮起直追，為創(chuàng)造新的輝煌而努力，我們期盼，有朝一日，淮安會重現(xiàn)“壯麗東南第一州”的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