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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漕運刑部大堂曾有聯(lián)云：“到盛怒時少緩須叟，俟心氣和平，省卻無窮煩惱；處極難事靜思原委，待精神貫注，自然有個權(quán)衡�！�
　　據(jù)《淮安河下志》記載，在河下這一彈丸之地，分別設(shè)有淮北鹽運分司署、淮北批驗鹽引所、漕標右營游擊署、山陽縣丞、城守營之新聯(lián)正副汛等五處衙署。
　　河下古鎮(zhèn)位于淮安新城之西、聯(lián)城西北。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邗溝，邗溝入淮處末口向筑有堰壩，保證運河水位，過往舟楫須到此盤壩方能入淮。河下地處古邗溝入淮處，是古北辰鎮(zhèn)的一部分。1194年黃河奪淮以后，這里屢遭水患侵襲，加上元明之際兵戎擾攘，遂致墟落蒼涼。明永樂十三年(1415)，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河，導(dǎo)淮安城西管家湖(亦稱西湖)水自鴨陳口入淮，運道改經(jīng)淮安城西。河下居管家湖嘴，處黃、運之間，扼漕運要沖。由于地勢卑下，河下遂由此得名。
　　明清兩代河下古鎮(zhèn)因其“東襟新城、西控板閘、南帶運河、北倚河北”獨特的地理位置而成為鹽運、漕運的要沖之地。封建統(tǒng)治者為確保鹽運、漕運的暢通無阻，在河下分別設(shè)置了相應(yīng)的衙署，管理鹽運和漕運，用以維護其統(tǒng)治的經(jīng)濟命脈。衙署是中國古代官吏處理公務(wù)及生活的主要活動場所，是代表封建帝王行使封建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象征。故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統(tǒng)治者基于“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的認識，都十分重視衙署的建設(shè)。據(jù)《淮安河下志》記載，在河下這一彈丸之地，分別設(shè)有淮北鹽運分司署、淮北批驗鹽引所、漕標右營游擊署、山陽縣丞、城守營之新聯(lián)正副汛等五處衙署。這些衙署有如一顆顆璀璨的珍珠為河下這一全國歷史文化名鎮(zhèn)增添著奪目的光輝。
　　據(jù)《明史·職官志》記載，吳王丙午年(1366年)始置兩淮鹽運使，洪武元年(1368年)再置通州、泰州、淮安3分司判官。淮北分司署舊駐安東（今漣水）城，淮北掣驗所駐安東城南淮河岸邊的支家河口。由于明中期以后黃河改道，奪淮入海，漣水等地頻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脅，曾多次因河岸崩塌而使掣驗所坍塌毀壞。在這種形勢下，淮北鹽運分司署則遷移到淮安河下，淮北批驗鹽引所改駐河下大繩巷，而負責(zé)護鹽的淮北巡檢則移駐距河下不遠的烏沙河。河下遂成為淮北鹽運必經(jīng)之地。
　　淮北鹽運分司署是兩淮鹽運使派出的分支機構(gòu)。分司設(shè)“運判”一人，秩從六品，俸祿銀60兩，養(yǎng)廉銀2700兩。代兩淮鹽運使直接管轄淮北鹽場之鹽政并負糾察之責(zé)任，地方政府無權(quán)干涉�；窗卜炙鞠螺牷幢卑迤帧⒅姓�、臨興三大鹽場。清乾隆二十八年淮北分司移駐板浦，淮安分司亦更名為淮北鹽運板浦分司。
　　淮北批驗鹽引所是專門對鹽引進行檢驗的機構(gòu)。批驗所設(shè)大使、副使各一名，秩正八品，俸祿銀40兩，養(yǎng)廉銀400兩�！皩Ｕ扑�商赴淮買運申請，給發(fā)水程運票，引皮，到日訂封引目，鈐蓋印信，給商領(lǐng)運，每季分別口岸，造具運過綱鹽商名引數(shù)，申司呈院”。
　　淮北批驗鹽引所駐河下大繩巷，原為鹽商程巨函的私人園林。廳事五楹名懋敷堂，由乾隆時期工部尚書常熟歸宣光為其書寫匾額,“前廊后廈，宏深峻麗。廳后正房數(shù)十間，后樓宏闊，棟梁以柏為之。西偏有園，內(nèi)有楠木大廳，余房曲折幽深，山石樹木，引人入勝”。其孫程政揚官任山西河?xùn)|道，后因官事牽連，籍沒，宅入官。懋敷堂被眾鹽商繳價領(lǐng)買，以作公所房屋。清嘉慶中期因舊批驗所塌卸，批驗大使即以此作為批驗公署。道光初，批驗所林大使議改淮北鹽運道，河下倚鹽為生的打包、搬運工人，懼因此失業(yè)。于是聚集數(shù)千名婦女，各手持香在河下游行。由程公橋至花巷、茶巷并脅迫沿街店鋪關(guān)門歇業(yè)，到批驗所請愿，求見批驗大使，求大使賞其活路。林大使避而不見，婦女遂擁至大廳，置香其中，一時火起，火燒一晝夜，香徹四野。楠木廳遂毀。隨即又燼余一新，批驗所“依舊局戲摴蒲，無一日不征歌演劇”。
　　不久，兩江總督陶澍兼管兩淮鹽政,力整淮鹽積弊，將批驗所改設(shè)于淮陰王營西壩，鹽運不再經(jīng)河下掣驗，鹽船由王營直接出湖。河下淮北批驗所亦歸無用，程氏族人請以此宅歸公助修府城而未果，咸豐元年（1851）又請劃歸普濟堂，因與捻軍打仗而又未辦成。咸豐十年，捻軍起義，攻占清江浦及河下，焚毀了大量的房屋，但批驗所在戰(zhàn)火中幸運地保存下來。戰(zhàn)爭過后，淮安各處建筑復(fù)修急缺大型木料，程氏族人再次請求撤料助工。拆批驗所后樓木用于修河下天興觀，中進廳木料用于重修淮安府衙大堂，大廳木用于重建清河文廟。
　　漕標右營公署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四年，本駐淮安新城北辰坊，后因為淮水泛濫而署毀。道光年間，游府王永祥改建于河下安樂坊，但“廨宇無多，遠不逮昔”。咸豐十年，捻軍占領(lǐng)河下，公署遂毀于戰(zhàn)火。游擊公署則“賃屋而居，與卒伍雜處”。清同治十一年，天津人牛世英任漕標右營游擊�！耙暿轮�初，慨然有興復(fù)之志。上說下告，吁請漕帥、升任廣東巡撫張公，派員相度，舊址蕩然，且地非河下重要。爰撥發(fā)公款，特委徐大令益亭，契買倉基坊大街徐姓民房一所，計制錢一千三百串，重加修葺。又增建大堂三楹，鈴閣一座，大門三間，垂花門一道，照壁一堵……”（楊鼎來《重建漕標右營公署記》）。
　　此外據(jù)《淮安河下志》記載，山陽縣丞、城守營之新聯(lián)正副汛也都駐守河下，但皆租賃民房，未建衙署。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隨著歷史的變遷，城市的發(fā)展，曾經(jīng)駐扎在河下古鎮(zhèn)的這些衙署，如今都已一櫞不存，消失在歷史的煙云中。
　　河下古鎮(zhèn)歷史上的這些衙署，因鹽運、漕運的興起而興起，也因鹽運、漕運的衰敗而衰敗。但是，這些衙署為河下在歷史上的發(fā)展、興盛而做出的特殊貢獻，是不應(yīng)為我們所忘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