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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秋，大清王朝國子監(jiān)祭酒王懿榮得痢疾，遂往達仁堂抓藥，竟遇“龍骨”，大喜之余重價賈之。1900年，王在率京師團抵抗八國聯軍失敗后羞于外辱，悲憤之下攜內人投井殉難，其子困于喪事、債務，痛將一千余片“龍骨”賣給王氏弟子劉鶚。
　　上述“龍骨”即龜甲。我國商后期先民尤信占卜，常將占卜結果（卜辭）刻于甲（龜甲）或骨（獸骨）上，這就形成了甲骨文。何以擇龜甲，《禮記·禮運》有言：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這正緣于古人對神圣之龜的景仰。甲骨文是我國迄今發(fā)現最早的文字，與已失傳的埃及紙草文、巴比倫泥版文書堪稱人類社會最早的寶貴文化遺產。
  抱殘守缺，揭開驚天之謎
  光緒二十年，淮安城的一家碑帖店里，一個身材偏胖著短衣的中年男子手持一張拓片，正專心地對著四周滿是疑問、洗耳恭聽的人們大聲講解。一個剛散學的青年人也好奇地加入其中，他向身邊人打聽那胖先生是誰？有人小聲答道：“秋夢軒劉二少爺也�！辈灰粫�兒，青年人和胖先生就作揖談笑，原來他們早先就知道對方姓名并互為欣賞。打這次后，兩人總不期而遇，不斷往來，感情頗深。那個胖先生便是劉鶚（1857~1909年，字鐵云，別號老殘，生于六合，寄籍山陽。《老殘游記》作者，又因精通數科，遂多被人稱為雜家），青年人便是羅振玉（1866~1940年，字叔蘊，號雪堂，祖籍上虞，客籍山陽。金石學家、甲骨學家、敦煌學家、古文字學家、文物收藏家）。
　　劉鶚在收購了王懿榮留下的1500多片甲骨的基礎上，繼續(xù)找尋搜羅，最終藏得甲骨5000余片。為了不損傷甲骨，便于翻閱考究，他試著在宣紙上拓出甲骨上的文字。1902年，在劉鶚的抱殘守缺齋中，羅振玉第一次看到了甲骨文字的墨拓本，大為驚喜，為自己能親眼見識古之眾賢未能見得的文字而深深慶幸。他慫恿鐵云盡快把墨拓本編印成書。翌年，劉鶚的《鐵云藏龜》付梓，該書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甲骨文專注，劉鶚的自序也是甲骨學的首篇成書的論文，亦被胡適稱為研究甲骨文字的“開路先鋒”。至此，甲骨由束之高閣的文物走向民間，也讓更多的人得以研究它。羅振玉在劉鶚的影響下也于1906年起收集甲骨（近兩萬片），不斷地與劉鶚進行交流�！氨�殘守缺”既是劉鶚的齋號，又是劉羅二人共同喜好的象征，其中也暗含了二人執(zhí)著的學術精神，劉鶚的成功即緣于此。羅振玉也正是因“抱殘守缺”，才得以在劉鶚的基礎上繼續(xù)鉆研，開始調查甲骨的出土地，在探明是安陽小屯后，讓其弟駐當地收集，后來自己也親自實地考察。他在1910年著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中明確指出安陽小屯即為殷墟，還正確斷定甲骨是殷商王朝的遺物。又于1915年輯得《鐵云藏龜之余》。他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陸續(xù)編訂了《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后編》、《殷虛書契續(xù)編》等書。
　　劉羅二人除在甲骨研究中十分投緣，劉鶚對羅振玉在經濟、學術、事業(yè)等方面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羅振玉早年貧困，被劉鶚聘為家庭教師，并得到了很高的薪水。1901年，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在閑暇時創(chuàng)辦了刊物《教育世界》，劉鶚提出了相關建議并在經濟上支持了刊物的出版。后來，羅振玉還把長女羅孝則嫁給了劉鶚的四子劉大紳，結成了兒女親家。劉鶚常盡己所能推薦羅振玉在學部做咨議官。但在劉鶚的晚年，劉羅二人因一些小事生發(fā)了矛盾，后期甚至不相往來。至于其中的是非，今人已無從知曉也不必猜測，但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的是：他們?yōu)榱颂綄ぶ腥A文明而鍥而不舍、開拓進取的精神。
  甲骨之學，成就一代宗師
  羅振玉與王國維（1877~1927年，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我國近現代文史哲學、美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諸多學科的學術巨子）開始研究甲骨時，皆以劉鶚的《鐵云藏龜》為基礎，不斷的努力使他們一直在超越，開啟了“羅王之學”，成就了一代宗師。
　　羅王二人是如何相遇的呢？據羅振玉外孫劉蕙蓀介紹，羅振玉于1898年正月初二到《時務報》館拜年，見一年輕人在讀《文選·兩都賦》，正是《時務報》校對員王國維。兩人談得相當投緣，并初步領略了各自的學養(yǎng)之深，羅氏還瞥見扇面上王國維為同學撰并題的詠史絕句，在讀到“千秋壯觀君知否，墨海西頭望大秦”時大嘆一聲，心想此人正是所要尋找的千里馬，便邀之加入東文學社。他還替王國維在《農學報》館掛了名，給予月薪40元使之得以維持生活。至此，22歲的王國維順利進入東文學社學習。王國維對這人生的轉折極為感激，曾詩云“匠石忽顧視，謂與凡材殊”，此處的匠石即指羅振玉。
　　有史料表明，王國維因在1914年幫助羅振玉整理校訂《殷墟書契考釋》而對甲骨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該書考定帝王22個，先妣14個，人名78個，地名193個，文字485個。至此，商王朝的秘密才得以大白于天下。1928年，身在東京的郭沫若也正是由《殷墟書契考釋》一書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王國維在羅振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他在考釋甲骨文文字的基礎上把甲骨文作為史料來研究，如對商周的禮制、地理等諸方面的研究。他于1917年發(fā)表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xù)考》，除了考證出《史記·殷本紀》的記載與甲骨上刻下的先公先王等姓名基本一致，還糾正了《史記》中的零星謬誤，證明了《史記》確實是一部信史。這也標志著甲骨文已由文字時期進入了史料時期。也正是基于羅王二人對甲骨文研究的巨大貢獻，兩人均被世人列入“甲骨四堂”，“四堂”取甲骨四大家名號的同一“堂”字，即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郭沫若（鼎堂）。
　　據羅振玉親屬回憶，1911年王國維與羅振玉一起東渡日本，受羅影響，遂由研究哲學、教育學和美學轉為研究經學、史學，成了近代中國運用西方哲學、美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先行者，也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拓者，并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除了甲骨學，羅王二人在眾多的學術領域皆有聯系，羅振玉與蔣斧、王國維等人，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賄買的十多種石室遺書編訂為《敦煌石室遺書》，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1914年，他還和王國維分工合作，將考古學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發(fā)現的漢晉木簡照片匯集并考釋，出版了《流沙墜簡》，這部書是我國學者整理研究漢晉簡牘的開山之作，亦在學術界產生過深遠影響。正是緣于羅王二人在學術上的探討互助，羅振玉才得以更好地把握住殷墟甲骨、敦煌遺書、西域簡牘、中原碑志等相繼出土的機會，廣泛地收集、整理和研究，為近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王國維也得以更出色地鉆研學術，被時人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chuàng)者”，還被梁啟超贊為“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王國維的一生與羅振玉息息相關。1901年，羅振玉資助王國維東渡日本留學，王氏回國后又經羅振玉推薦執(zhí)教于南通、江蘇師范學校。1906年，他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等職。辛亥革命后，他攜眷跟隨羅振玉逃往日本京都避難。1918年，王國維的長子王潛明娶了羅振玉的三女兒羅孝純?yōu)槠蓿�羅王兩家從此結成了親家。1923年，他又與羅振玉等一并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但在晚年，羅王因家庭瑣事及在“小朝廷”中政治上的誤會而不相往來。1927年6月王國維在其學術生涯巔峰之際，于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棄世，留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十六字遺言。羅振玉晚年追憶往事曾對晚輩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可惜，悔之晚矣！”
  摩崖石刻，留下難解疑團
  2009年4月，《南湖晚報》報道稱，有市民在山凹里一塊巨石上發(fā)現了鮮為人知的摩崖石刻。摩崖石刻底部長約0.5米，高約1.5米，自上而下寫有“老殘安宅”。有文史界人士認為，這塊摩崖石刻是王國維的好友劉鶚百余年前旅浙時的見證。王國維和劉鶚因羅振玉而成了親家的親家，有人指出王國維生前曾在鄉(xiāng)親、故人面前推崇劉鶚的著述和收藏，使得劉鶚深得海寧文人雅士敬仰。但石刻上的字跡是否為劉鶚本人所書，目前仍有爭議。
　　摩崖石刻留下的這一難解疑團以及劉王之間又有什么趣聞軼事，全待后人的細心發(fā)現與考證，這段特殊親緣及潛藏其中的秘密值得人們期待。
　　羅振玉與劉鶚及王國維之間的恩恩怨怨撲朔迷離，是非功過頗為復雜，學界尚無定論，可謂見仁見智。但甲骨情緣，卻始終維系著他們幾十年的風風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