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古城淮安出了兩位當代大名人，都姓周又都長期活躍于上海，接觸不多卻頗相知，兩次會見正照射出兩個時代——他們是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和金城銀行大老板周作民。
二周幸會 佳話永存
1951年6月，周作民從香港一腳回到北京，當即由喬冠華陪同進中南海會見周總理，二周緊緊握手，互道久違，親切回憶重慶首次會見，都為短短6年祖國巨變而興奮�？偫硎①澖鸪倾y行的歷史貢獻，歡迎周作民在老輩金融家中第一個回歸新中國，接著懇切地說：“中華百廢待興，新民主主義階段很長，像周先生這樣理財專家正大有用武之地啊1”雙方于是拉起家常，總理說：“記得上次見面時我曾說過，同鄉(xiāng)、同姓頗難得，論年齡和成就您都是我的老前輩。只是您和我都少小離家、老大未回，真想念古淮城啊1”周作民連忙說：“總理才智遠勝作民百倍，‘老前輩’愧不敢當。祖國承平了，淮安也會好起來的。”周作民素知周總來胸懷坦蕩，此刻更欽佩總理平易近人，于是略帶歉意說：“蒙總理和南行長(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盛情召喚，作民本該早日來歸，但金城香港有行，南洋有業(yè)，要稍事料理；又不能不向那一邊打聲招呼，廣州解放前夕曾派人去向張群先生告別，今日一并向總理匯報，想蒙垂鑒”，總理會意微笑道：“周先生過慮了。前些日子您的代表徐國懋先生和我見面時已說過這些事，我當時便說：您和岳軍(即張群)先生等乃多年摯友，而您和共產(chǎn)黨畢竟還是新交；我們不但支持您和在港、臺、美的老朋友保持聯(lián)系，還想特別請您向(張)公權、(錢)新之、(陳)光甫等老輩金融家和政學系諸公致意，就說共產(chǎn)黨掌權后更要廣交朋友，歡迎大家在方便時回大陸來看看�！眴坦谌A插話說；“(廖)承志、(章)漢夫和我在港時多次和作民先生接觸，蒙金城多方資助(按：周作民曾大力資助中共在香港辦的報刊)，大批留港民主人士能夠及時趕來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從香港到天津的輪船便是由金城出資租用的，聽說還虧了不少錢�！敝茏髅襁B忙說：“那小意思、小意思，就算金城銀行奉獻給共產(chǎn)黨和新中國的一點見面S禮吧!”
現(xiàn)年已89歲的徐國懋先生，人稱“徐國老”(按：本文曾經(jīng)他審閱，現(xiàn)已去世)。長期任民革中共常委和全國政協(xié)委員。他抗戰(zhàn)前進入金城銀行，一直是周作民的左右手。去危城廣州向張群告別的是他，在香港租船送民主人士北上也有他插手，40年后追敘往事，頗多感慨。他記得張群當時回話也很干脆：“金城的事業(yè)已大都在共區(qū)，當然要派人回去主持，我看你徐先生就該先回上海，周先生不妨在香港再觀望一下。”至于租船之事，由于國民黨當時還封鎖著大陸，金城不得不出高價租外國輪船，從香港裝運解放區(qū)急需的西藥和小五金，回程運開灤煤炭，不料正碰上香港煤價大跌，金城一次虧損港幣64萬元，遠非“小意思”了!
促成周作民盡快回大陸還有另一插曲：徐國懋按周作民的決定子1950年10月返滬，當即接替周作民擔任金城銀行的總經(jīng)理。此后，徐國懋不斷向周作民匯報共產(chǎn)黨對私營企業(yè)的統(tǒng)籌兼顧政策，尤其是周恩來總理對周作民的殷切期望。周作民深為感動，在復函中說金城銀行今后也應當是新中國對外窗口之一，他要在返大陸前把香港金城的極基再鞏固一下，已和香港中國銀行商定互通有無，共同維護新中國在海外的金融威信。該行也完全贊同，更希望周作民再向北京高層領導通通氣。徐國懋于是立即晉京，經(jīng)黃炎培、盧作孚的介紹而找到了南漢宸。南行長當即約見盧作孚、徐國懋，明確表示：“周先生老謀深算，國家和私人銀行在港互助正是金融方面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蹦闲虚L當即電告香港中國銀行，撥付周作民500萬元港幣，作為在香港金城銀行定期一年的存款。講到此，徐國老十分激動：“顧大局便不算小帳，都為著振興中華嘛!”
一行興起 百業(yè)得利
淮安地處蘇北中部，明清兩朝設有漕運總督、淮安府和山陽縣三級官衙，歷史上又涌現(xiàn)過韓信、枚乘、梁紅玉、關天培、吳承恩、劉鶚等碩士名將，國務院將淮安列入歷史文化名城并撤縣設市了。然而，在清朝末年，淮安日益貧困，一批有志青年紛紛走出家門謀求救國救鄉(xiāng)，周作民便是其中之一。
周作民(1882-1955)的父親中過舉，做過一任知縣，秉性清高終于潦倒。周作民少年曾受教于劉鶚和羅振玉，寫得一手好字。1906年經(jīng)羅振玉推薦去廣東學堂學習，同年考取官費去日本學經(jīng)濟。羨慕日本明治維新，他取號“維新”；欽佩三菱、三井財團，立志要在中國創(chuàng)建新型銀行。1908年因官費停發(fā)而輟學回國，他先在南京政法學堂任翻譯，繼于辛亥革命后在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任科長，旋隨政府北遷升任庫藏司司長兼駐交通銀行國庫稽核，后專任交通銀行的稽核主任，逐漸成為交通系的頭面人物。
金城銀行由周作民一手創(chuàng)辦于1917年。第一次實收股金50萬元，北洋軍閥占9成多，主要仰仗于安徽督軍倪嗣沖——那時也只有他們腰纏萬貫，希望有私人銀行做“內帳房”；而交通系人物掌財權，善經(jīng)營，也正需要另辦私人銀行作“自留地”，擴展自己的實力。金城銀行開創(chuàng)時設總行于北方最大商埠天津，又設總經(jīng)理處于政治中心北京，正是為著就近聯(lián)絡官府和軍閥。從國際氣候看，西方列強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華控制稍有放松，我國民族工商業(yè)得以發(fā)展，很需要銀行輸血。金城于是開張大吉，逐步在上海、漢口、大連等處設立分支機構，向全國伸展了。
到1927年，北洋軍閥紛紛垮臺，國民黨重建國民政府于南京，周作民已結識張群、吳鼎昌而拉上政學系做靠山，他自己又上廬山覲見蔣介石并受蔣器重，金城銀行于是將指揮中心南移上海，如今已是上海交通銀行所在地的江西中路上那座大理石大樓便是原金城銀行總部。金城南遷后擴大征股，實收股金700萬元，民族工商業(yè)資金大量涌入，軍閥官僚資本所占比重已下降到一半左右。從此刻到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10年間，乃金城的黃金時期，分支機構增至50多處，員工總數(shù)達700多人；1937年存款15900多萬元，放款11000多萬元，在私人銀行中名列前茅。
抗戰(zhàn)期間，金城在淪陷區(qū)大收縮，卻又在大后方增設分支機構23處，在重慶另設總管理處。
周作民原本貧寒一書生，金城初創(chuàng)時僅占股一萬元，到1927年也僅增至10萬元。但他始終是金城的靈魂，從1917年到1949年擔任總經(jīng)理32年，1935年起兼任、1951年起專任董事長，他以金城為基地不斷擴展自己的事業(yè)，更以金城為“血庫”支持眾多民族工商企業(yè)，他是舊中國金融史上一位閃光人物，他那進取精神和運籌經(jīng)驗至今仍然值得總結借鑒。比如：
他強調一業(yè)為主，始終以辦好金城銀行為核心，逐步擴展了存放、儲蓄、匯兌、貼現(xiàn)、證券、保管業(yè)務，他強調分散經(jīng)營，集中管理，分支機構始終由總行統(tǒng)一調度；在開創(chuàng)時他還不得已用請吃飯、提回扣及至陪軍閥官僚的太太們打牌來拉大宗存款，而到稍有基礎后則大力開展多種儲蓄來吸收社會游資I他重視和大中企業(yè)往來合作，又在許多城市開放小額低息貸款，以支持小商販和手工業(yè)。
他重視信息，特在總行設調查科，研究國內外市場動態(tài)，以確保放款和投資安全有利。曾派專人去日本學習倉儲管理，并辦學習班加以推廣。他重視人才，用重金聘請專家去金城擔任領導職務。徐國老曾獲美國博士，原已在國民黨政府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任要職。因仰慕周作民而轉入金城。金城職員經(jīng)考試錄用，上崗前還要再去由金城資助的南開大學經(jīng)濟研究所培訓，業(yè)務尖子還由金城出資去國外進修。
他不斷擴展多種經(jīng)管，由金城獨資或參資的企業(yè)頗多，又經(jīng)常隨市場變化而更換經(jīng)營項目，先后從事過大宗棉、糧、煤的買賣、運輸以及倉儲、保險；太平洋保險公司辦得尤為出色；有水、火、船殼、木駁、汽車、電梯：意外、兵、盜、人壽等多種保險，還在香港、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開設分公司，直接經(jīng)營或代管新裕紗廠和誠孚鐵工廠。又開辦紡織實驗所從事科技研究。
金城曾投資100多萬元支持華北農業(yè)改進研究社，在河北定縣幫助農民改良棉種；又發(fā)放農業(yè)貸款100多萬元，在陜、豫、晉三省組織了16個棉花產(chǎn)銷合作社——在當時更屬具有遠見的投資了。
周作民還曾大力資助過《大公報》和黃炎培先生主持的中華職業(yè)教育社，可見他已懂得新聞輿論和社會教育的重要，眼光可比錢莊老板們遠大多了。
金誠、鹽業(yè)、中南、大陸4家私人銀行都開辦于我國北方，統(tǒng)稱“北四行”；1927年前后又都將總部南遷上海，為和寧波幫、廣東幫的南方金融資本相抗衡，“北四行”曾設立四行聯(lián)合營業(yè)所，建立準備庫；其中中南為僑資銀行而擁有紙幣發(fā)行權，并以準備庫作后盾。“北四行”又聯(lián)合創(chuàng)建“四行儲蓄會”，到抗戰(zhàn)前夕吸收游資曾高達1億多元。該會于1933年前后投資500萬元興建起當時遠東第一高樓——24層的國際飯店。謝晉元團長后來率領800壯士與日寇血戰(zhàn)，賴以堅守的正是“北四行”在蘇州河邊的高大倉庫。
工商輸血 巨頭攜手
周作民最看重投資的始終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中型民族工商業(yè)，金城經(jīng)常放款的對象曾多達100余家，遍及紡織、化工、煤礦、鐵路、航運等業(yè)，其中有天津恒源、裕元紗廠，南通大生紗廠，天津永利化學工業(yè)公司，河北開灤、井陘、六河溝、河南焦作，山東中興，安徽大通等煤礦，，四川民生輪船公司，上海中華造船廠、閘北水電公司等等。正是靠金城不斷輸血，這些由我國老輩資本家辛勤劬業(yè)的企業(yè)，在外商和本國官僚資本雙重夾擊下，仍能生存發(fā)展，且全國解放后大都成了本業(yè)的骨干，周作民的歷史貢獻也就在其中矣1最突出的是周作民和范旭東、盧作孚這兩位同輩工業(yè)巨頭之間榮辱與共乃至生死相依的血肉深情。
周作民、范旭東在日本留學時便志同道合。范旭東決心開創(chuàng)中國的化學工業(yè)，先做精鹽再制堿，又馬不停蹄開辦硫酸氬廠，誓與洋商抗衡。周作民對其無限信任，全力撐腰。永利制堿初成，英商卜內門洋堿公司一面削價傾銷，想把永利扼殺在搖籃里，一面又拉攏范旭東“合作”，欲將永利收購吞并，范旭東寸土不讓，堅持獨力自辦；周作民不怕風險，獨身允諾永利可在金城銀行無限透支，1926年競透支達60萬元。1934年，范旭東為興辦硫酸氬廠而為永利擴股550萬元，金城和上海、中南三家私人銀行當即認購200萬元。
抗戰(zhàn)尚未結束，范旭東已籌劃勝利后大干，訪美接洽到1600萬美元借款，但美方提出要中國銀行擔保。范旭東趕快回國向宋子文申請，宋子文怪范旭東事先未請示而拒絕擔保。范旭東憂憤得病，1945年10月才61歲便在重慶去世。周作民后來飛重慶第二次覲見蔣介石時，周作民又歷數(shù)范旭東開創(chuàng)中國化學工業(yè)的貢獻，“還望主席繼續(xù)保護”(周作民大日記中語)永利；接著由侯德榜陪同，參觀了永利在大后方興辦的工廠，一再稱贊范旭東為中國化工之父，為這位事業(yè)知已不幸早逝而頻頻流淚。
盧作孚1925年創(chuàng)辦民生公司，受英商太古、怡和輪船公司排擠，一直規(guī)模很小，難出川江。1935年，盧作孚銳意擴展，計劃發(fā)行債券100萬元，慕名而來上海初訪周作民，兩人一見如故，周作民滿口應承：“100萬由金城一家包，我也干；但民生根基在四川，你最好先請川幫銀行撐腰，剩多剩少全由我在上海替你湊齊。”盧作孚大喜過望，回川大講周作民如何仗義，而周作民也在上海宣揚盧作孚事業(yè)心如何強。結果，中國、交通、中南和川幫聚興誠、川康、美豐等銀行合購60萬元，金城銀行獨購40萬元。民生公司于是擴展長江航線，又試開遠洋航線�？箲�(zhàn)開始，國民黨政府和江南部分工廠遷移，大都由民生公司承運。盧作孚同樣在抗戰(zhàn)末期也籌劃大干。和加拿大談妥i500萬加元借款，對方要求由中國政府擔保，加上民生公司自籌美金200萬元在加訂購船舶。盧作孚向國民黨政府申請擔保并按官價結匯美金200萬元。政府既同意盧作孚的要求，又要挾讓官股擠民生公司。盧作事不愿受官僚資本挾制，轉請張群斡旋。張群提出折衷辦法，政府出面擔任，外匯由民生自籌；借款系私人企業(yè)出面，政府趁機插入官股影響不好。結果，借款按此議靠成，周作民再為盧作孚墊付美金100萬元。
金城銀行自1921年便成了范旭東的財務后臺，周作民便一直是永利公司的董事長。但范旭東在世時，周作民對永利內部事務，從不過問，還曾對徐國懋說過：“范先生能力和自信心都很強，又有大專家侯德榜在身邊，我若插手反會誤事。”范旭東突然去世，周作民立即分挑永利重擔，他在1945年12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此后關于永利事業(yè)的進展，自當盡力為之�！�1946年3月20日又寫道：“永利在余家舉行董事會，余第一次與會主席也�！�
周作民扶助上海中華造船廠更顯現(xiàn)手面大而作風細。該廠創(chuàng)辦人楊俊生(1890--1982)也是淮安人，16歲留學日本，結識孫中山而參加同盟會，奉派回國參與辛亥起義。民國建立，他又奉中山先生之命再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造船，后在日本三菱造船所任工程師，并娶日本姑娘為妻。他1924年毅然攜妻子回國，立志開拓中國的造船工業(yè)，上海沿黃浦江金華地段已無他插足余地，只好去荒涼的復興島辦起大中華造船機器廠，1934年破天荒地造出了載重2千噸的海輪“大達”號，震驚了航運和造船兩業(yè)。但楊先生長于技術而短于經(jīng)營，企業(yè)虧損巨大，英商瑞镕船廠趁機逼債而告到法院。因“大中華”為無限公司便連楊家住宅也封了門。大律師沈鈞儒挺身為楊俊生義務辯護，向法庭指出本案關系國家尊嚴，不能容忍外商卡中國人脖子。訴訟和解，沈鈞儒問楊俊生：“我只會幫你打官司，你一屁股的債昨辦?”楊說：“周作民是我老鄉(xiāng)，盧作孚、范旭東我也認得，這‘三巨頭’正好全在上海，肯定會拉我一把的!”“三巨頭”果然一說心動，周作民先請會計師去查帳，結果證明楊俊生造船工精料好，卻不顧血本，周作民打趣說：“我的老鄉(xiāng)親，您是出色的廠長卻當不了經(jīng)理噢1”于是，由“三巨頭”出面改組“大中華”為“中華”，周作民出任董事長，盧作孚兼任常務董事，調去一批管理人員；擴充資本25萬元，金城出12.5萬元，民生出12萬元，從不在外投資的范旭東也湊了5千元。
時至今日，永利、民生、中華都仍是本業(yè)中的巨人，幾位辛勤“保姆”應當含笑九泉矣!
八面玲瓏 幾遭厄運
周作民在舊中國金融界崛起馳騁，也在政治漩渦中翻卷滾騰，的確是一位多棱角、難評定的風云人物。他先依靠北洋軍閥倪嗣沖、徐樹錚等起家，接著為蔣介石、汪精衛(wèi)所器重，和張群、吳鼎昌乃至戴笠、杜月笙、周佛海等都私交甚篤，最后又受共產(chǎn)黨的禮遇，人稱“八面玲瓏翁不倒”，其實他也曾幾遭厄運。
據(jù)徐國老回憶，周作民兩次覲見蔣介石，都恭呈金融改革方案，這表明他曾把蔣介石作為領袖來崇敬，希望蔣介石能領導中國富強——今日看來屬幻想，歷史進程說明了這一點。
南京淪陷，周作民先隨大流撤退武漢，但未再去大后方，卻繞道香港回到上海租界。這是因為他對抗戰(zhàn)缺少信心，更舍不下金城在淪陷區(qū)的產(chǎn)業(yè)，希望能以自己“日本通”而竭力維護，為此曾調派幾位留學日本的人擔任北方幾個分行的經(jīng)理。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時周作民正在香港，日軍占港后先把他和一批留港上海名人抓了起來，人身拘禁卻又生活優(yōu)待，幾個月后又用專機把他們送回上海，周作民從此和大漢奸周佛海乃至日本侵華軍頭目往來密切了起來。
徐國懋抗戰(zhàn)中在重慶，對周作民這一階段在上海的活動也不很清楚。徐國懋一勝利便返滬，但見周作民愁眉不展，深居簡出，范旭東去世也未能立即吊唁，市面上又謠言頻起，一夕數(shù)驚，都說幾位接收大員要追究周作民的“漢奸罪”；某一“黨國要人”親自寫信向周作民。借款”，一筆就索去黃金千兩；甚至一星期之內，先有軍統(tǒng)特務把周作民從金城銀行抓走，繼有湯恩伯的軍隊把周的住宅包圍起來。奇怪的是那時正在上海的戴笠兩次都親自出馬解救，先一次命令自己的下屬“馬上放人”，向周先生道歉”，后一次則自己帶領人馬去趕走包圍周宅的部隊。風聲越鬧越大，周作民成了驚弓之鳥，眾議之的，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出面為周作民解圍，向何應欽、湯恩伯、錢大鈞、，戴笠、吳紹澍發(fā)出了內容相同的電報：“查周作民君過去擔任秘密工作，迭有報告，希加保護，以免誤會為要”。周作民這才得到保護傘，連忙飛重慶去“謝恩”。
是什么樣的“秘密工作”呢?徐國老也只能“說個大概”：蔣介石對抗日從消極搖擺而逐漸穩(wěn)定，在戰(zhàn)場廝殺的同時又不斷與日暗中議和，周作民便以其特殊身分擔當起議和秘使——歷史證明還僅僅是一路議和交易中的秘使之一；開始時蔣介石曲意求和，后期隨形勢變化，由日方主動試探撇開美國而單獨和中國議和，以便騰出兵力去應付太平洋戰(zhàn)爭。到日本投降前幾個月，由戴笠授意又經(jīng)日本占領軍默許，軍統(tǒng)就在周作民的住宅內架設起一座和重慶通報的無線電臺，而主持其事的正是“杜月笙的影子”徐采丞。據(jù)徐國老從周作民日記中看到：蔣介石、何應欽和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之問，顧祝同、戴笠和陳公博、周佛海之問的往來電報，直到最后何應欽給岡村寧次的投降令，蔣介石委任周佛海為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的命令，均通過周宅這部電臺收到，周作民在日記中寫道；“此乃歷史上之事件，兩電均在余宅收發(fā)，亦幸事也”!銀行家竟扮演如此角色，他可算長袖善舞了1
該怎樣評價這一“秘密工作”呢?徐國老認為：“周作民乃奉命行事，責任全在蔣介石；檢閱周作民參與議和的全過程，并未發(fā)現(xiàn)有任何出賣民族利益的勾當。而縱觀周作民的一生，始終志在發(fā)展實業(yè)，幻想通過資本主義化而使中國富強；他周旋官場，全為著維護金城銀行，無黨無派也無意做官，在國民黨當政時掛了一堆“委員”空銜，而在日偽時期，汪系報紙曾報道周作民將出任汪偽的“財政部長”，周看后一笑置之：“那是亡命之徒才干的!”相反，金城銀行原大連分行經(jīng)理錢大槐，官欲熏心而出任汪偽“儲備銀行”的副總裁(總裁由周佛海兼任)，結果連腦袋也賠了進去!
周作民擅長交際，見機而作，難能可貴的是，也待人真誠，值得信賴，又不斷窺測方向，始終隨時代前進。這就有必要補敘一下他首次和周恩來在重慶的會見。時間1946年年初，地點是周恩來南開中學一位同學家。專程去謁蔣的大銀行家不避風險，主動秘密約見受著盯梢的中共首腦人物，說是“敘敘鄉(xiāng)誼”，奧妙耐人尋味。會見者均已故世，周作民不僅未留下任向記錄，他生前又討厭賣弄自已，連徐國老也不了解此次會見的細節(jié)，但周作民曾偶爾談過的一件小事倒也別具情趣：周作民說尚有胞弟一家留在已第一次解放的淮安城，幣制不同又匯兌不通便想請周恩來轉些錢去，說著還真的掏出現(xiàn)鈔來；周恩來一口應承，又打趣道：“共產(chǎn)黨再窮總還養(yǎng)得起令弟一家，我通知當?shù)厝嗣裾辙k就是了�！蓖短覉罄�，周作民兩年之后便在香港大力資助共產(chǎn)黨了。
更何況，周作民那次是揮淚離滬去港的啊1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金圓券出籠，限令人民交出黃金、外幣去兌成那日貶夜跌的“花紙頭”，否則便按“破壞金融”治罪。蔣經(jīng)國以“特派員”身份來滬“督導”，“約請”或拘捕了一大批工商界頭面人士進行追逼，于是和周作民當面交鋒。周作民說：“金城的黃金、外幣已悉數(shù)申報，我本人僅有五仟美鈔�！毙∈Y說：“誰會相信你的話?我有辦法叫你交出來!你回去想想，非經(jīng)我的許可不準離開上海!”周作民哪敢回家，躲進外國人開的虹橋療養(yǎng)院避風，急派徐國懋去南京報警；張群立即向蔣介石匯報通融，老蔣也果真電令小蔣不要逼周。但周作民已對國民黨徹底絕望，偷偷上美國人陳納德航空公司的飛機，再由美國人護送，經(jīng)廣州去了香港。
儲安平先生當時在其主編的《觀察》雜志上，痛斥金圓券騙局為《濫污!濫污!一切濫污!!》我們今日又何妨說：蔣介石用金圓券又括去若干噸黃金，卻永遠喪失了大陸，小蔣一怒竟把周作民這樣的人趕去香港“親共”了!歷史慣會捉弄人，當局者不可不慎啊!
一生謀財 兩袖清風
徐國懋在香港奉命回滬主持金城銀行，周作民流淚贈言：“金城是你我的心血，可要善始善終啊!”他自己也很快返京，列席全國政協(xié)一屆三次會議，并被增補為委員。返滬后，潘漢年副市長為他設宴洗塵。1951年9月，“北四行”加上由四行儲蓄會改成的聯(lián)合銀行，申請改為公私合營，周作民出任董事長。1952年12月，全國60家已合營和仍私營的銀行全面改組成統(tǒng)一的公私合營銀行，周作民又出任副董事長。按他的經(jīng)歷和擅長，本可再去香港施展一番，再為新中國開拓海外金融。礙于當時形勢有變，周作民又年邁多病，歸來后一直蟄居上海，這對國家和他自己都實在是損失和憾事!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臟病在上海逝世，終年73歲。周作民畢生謀財，死時卻兩袖清風。他認定子女在新中國自有前程，不可仰仗父輩余蔭，因而立下遺囑要把畢生私蓄和珍藏文物全部捐獻國家。他的財物原已大都移去香港，他死后由親屬申請人民銀行協(xié)助運回，再按遺囑悉數(shù)捐獻，計有；美金、證券約25萬美元，金城股票約人民幣100萬元；古書5300余冊，字畫、碑貼、古玩等1045件——這批文物還根據(jù)他的遺愿先展出再捐獻，因為他說自己愛古董并不精通，可能上當，要請行家剔出贗品，不可欺誤后人，這也最后體現(xiàn)了他的求實精神。
上海新辟的虹橋開發(fā)區(qū)已高樓林立，但邊上卻有一座大花園幽靜典雅，花木繁茂，這便是宋慶齡陵園，一代巾幗偉人長眠于此。在宋陵的西北角，大片綠地如茵，10來座形狀各異的矮墳占綴其上，這便是雖未掛牌卻已眾所周知的上海名人墓區(qū)。他們中有抗日英雄謝晉元，愛國僑領馬相伯，因呼號救國而慘遭暗殺的楊杏佛，率領市民奮勇抗日的王屏南，著名新聞記者金仲華，以及由袁世凱的“智囊”轉變?yōu)橹泄裁孛茳h員的“湘潭才子”楊度……他們原來并非都埋葬此地，有的還在“文革”中慘遭掘墓鞭尸。撥亂反正后，隨著宋陵的興建，黨和政府特辟此角，移葬一批和宋慶齡同時代的上海名人，請他們永遠陪伴這位國家名譽主席，也體現(xiàn)黨和人民對老一輩愛國人士的崇敬和懷念。1987年8月，周作民新墓在這里落成，市政協(xié)特在墓前舉行紀念儀式。說來也巧：周作民和顏惠慶本兒女親家，又在此永結芳鄰了!
市政協(xié)副主席徐以枋在儀式上稱頌周作民是位順應歷史潮流，不斷開拓創(chuàng)新的愛國金融家，這評價很崇高也是很公道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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