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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淮陰縣是否就是今淮陰縣?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就應(yīng)考證秦時淮陰縣究竟置于何地，才能源出有本，論之有據(jù)。如果只憑舍本逐末的一些穿鑿之說，就輕易作出“定論”，不容他人置喙，那是違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這里，我們不揣淺陋，根據(jù)有關(guān)史料，試對古淮陰縣作一些考證，以期開展有益的探討。
  (一)秦時淮陰置于淮安
  淮安，“秦置淮陰，晉改山陽”，這是為諸多史志所確認(rèn)的。我國當(dāng)代歷史學(xué)家郭沫若在其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中標(biāo)明：“淮安，春秋屬吳，戰(zhàn)國屬楚，秦時置淮陰縣�！蓖趿�教授在其主編的《古代漢語》中，對《史記•淮陰侯列傳》也有如下注釋：“淮陰，秦縣名，在今江蘇淮安縣。”《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有載：“淮陰即淮安異名也�！绷頁�(jù)明刻版《淮郡文獻(xiàn)志》記載：“山陽縣漢置淮陰縣，莽改嘉信縣，晉山陽縣，后魏淮陰郡，東魏淮陰州……”(見“郡縣沿革二”)在《淮郡考》一節(jié)中，更有這樣一段記載：“淮安府兼治淮之南北，不謂之淮陽也。漢以陳州為淮陽國(筆者按：據(jù)《漢書•地理志》注，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屬兗州)，隋以陳州為淮陽郡，宋以陳州為淮陽軍，以其在(淮)水之北也。而吾淮則謂之淮陰，以其在(淮)水之南也。淮陰，即今山陽之境�！贝送猓�各種版本的《淮安府志》，均有同樣記載。
  上述史志表明，淮安不僅早在秦漢時期就是古淮陰縣的治所，而且在歷史建置上又多次有過淮陰郡縣的稱謂。所以，秦時淮陰即今日淮安，實乃源有所出，決非今人可以妄斷的。
  那么，秦漢時期的淮陰縣有沒有置于今淮陰縣碼頭鎮(zhèn)一帶的可能呢?讓我們來考證一下清河縣和碼頭鎮(zhèn)的建置歷史，也就可解此疑團了�！扒搴涌h，本泗州清河口地，宋置清河軍、清河縣”(見《淮郡文獻(xiàn)志》)�！按a頭鎮(zhèn)，地處淮、泗之會，為北魏郡置也，故當(dāng)涂之故城也，宋清河縣之城址也”。上溯其源，大清河北岸為淮曲之陽，漢時有“曲陽”之稱；碼頭鎮(zhèn)，秦時屬薛郡“下相”之地，西晉改稱“泗口”，東晉始稱“馬頭”，初置“淮陰縣城”，以后又有幾百年時間，地處“漣水縣界”，北宋始置“清河縣城”(見萬歷元年、天啟六年《淮安府志》)。由此可見，秦漢時期碼頭鎮(zhèn)及大清口一帶，只有“下相”、“曲陽”之稱，從無“淮陰”之謂。因此，斷言秦時淮陰故城“只能在今碼頭鎮(zhèn)或其附近”，顯然是缺乏歷史依據(jù)的。
  若謂這些史料不足為證，我們還可翻閱一下最早的《漢書》：“臨淮郡，縣二十九(無考者從略)：徐(莽曰徐調(diào))、取慮(屬今邳縣)、盱眙(莽曰武匡)、僮(莽曰成信，屬今沭陽)、射陽(莽曰監(jiān)淮亭，屬今淮、寶地)、睢陵(莽日睢陸，屬今睢寧)、鹽瀆(屬今鹽城)、淮陰(莽曰嘉信，屬今淮安)、下相、淮浦(屬今洪澤)……”(見卷六“地理志”八上)再看一下《后漢書》：“下邳國，十七城：下邳、徐、僮、睢陵、下相、淮陰、淮浦、盱眙、高山、播旌、淮陵、取慮、東成、曲陽、司吾、夏丘�！�(見卷十二“郡國三”)我們從這些郡國地理志中也可看出：秦漢“淮陰”，后置“射陽”，莽曰“嘉信”，晉改“山陽”，這就是今淮安之本。而從秦漢伊始就屬下相、曲陽的碼頭、清河一帶壓根兒就與“淮陰”并置，豈可互為取代?《古淮陰市地望辨》一文(載8月23日《淮海報》)，采用不溯本源、舍遠(yuǎn)取近的說法，貿(mào)然論定古淮陰縣即今淮陰縣，實為言出無據(jù)，使人難以置信。
  (二)碼頭并非秦時淮陰故城
  秦漢以來，淮安不僅有“淮陰”、“山陽”之稱，而且有“射陽”、“楚州”之謂。古以山之南曰陽，水之南曰陰；山之北曰陰，水之北曰陽�；窗惨云涞靥幓此�以南、射水以北而得“淮陰”、“射陽”之稱；又以地處缽池山東南之“山陽池”而得“山陽”之名；還以淮水中分而享有“淮南”之別稱。此皆源于同一地理之故。
  淮安，秦時置“淮陰縣”治所，西漢高帝二年(前205)改為“臨淮郡”治所，武帝元狩六年(前117)設(shè)置“射陽郡”，東漢永平十五年(72)復(fù)稱“淮陰郡”。東晉義熙七年(411)始置“山陽郡”，這才改“淮陰”為“山陽”，并在郡治增設(shè)“山陽縣”。所以《重修山陽縣志》遂有“考建置，先淮陰，次射陽，又次山陽”之說。在東晉時期，由于建置的變遷和地名的移更，雖然一度出現(xiàn)過山陽與淮陰并置的現(xiàn)象，但是這個“淮陰”已非秦漢時期的淮陰了。到隋代，山陽復(fù)稱“淮陰”，同時又置“楚州”，一直沿至唐宋，宋以后才改為“淮安”，真可謂“分并離合，物換星移”。所以，唐宋以來，幾被史志典籍稱為“淮陰”、“射陽”，或者合稱“楚州淮陰”者，皆系襲用舊稱而實指“山陽”一地。如《宋史•張耒傳》就稱張耒為“楚州淮陰”人。而張耒也在其《思淮亭記》中自稱“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xí)于淮而樂之”。他還在詩文中自稱“某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xué)官”。不言而喻，這個“楚州淮陰”，乃是“山陽”，并非“碼頭”。再如《唐宋傳奇選》對“楚州淮陰”援引《岳瀆經(jīng)》注解：“楚州，也稱淮陰郡，約轄今江蘇淮河以南，盱眙以東，寶應(yīng)、鹽城以北地區(qū)，州治在今淮安縣�！�
  因此，認(rèn)為唐張守節(jié)為《史記》作正義所說的“楚州淮陰”就在“今淮陰縣碼頭鎮(zhèn)一帶”，實為一種誤解。其實，張氏作正義時特地在“淮陰”前面冠以“楚州”二字，其意所指是不難理解的。否則，他何不正義為“碼頭淮陰”呢?
  那末，北魏大將高閭所說的淮陰城是否就是秦時淮陰故城呢?我們不妨再來考證一下這座碼頭淮陰城的歷史，便可識其“廬山真面目”了。據(jù)《清河縣志》所載：“淮陰故城在舊清河縣治東南五里。
  按晉永和五年(應(yīng)為永和八年——筆者)，北中郎將荀羨北討鮮卑，以淮陰舊鎮(zhèn)(碼頭)地形都要，乃營立城池……”這就明自地告訴我們：碼頭的淮陰故城是東晉建造的。無怪乎《清河縣志》說：“似城創(chuàng)于此時。”
  我們還可以再深入探討一下：《史記•正義》曰：“淮陰故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xiāng)而釣于此�！睆埵峡甲C出這個“淮陰故城”即唐代的“楚州淮陰縣”，而不是晉代的“碼頭淮陰城”。退而言之，即使張氏不作這樣正義，所謂“淮陰故城無疑是今碼頭鎮(zhèn)或其附近”的說法也是難以成立的。據(jù)郭沫若所考，《史記》作者司馬遷生于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距韓信死年(前196)不過幾十年時間。如果說司馬遷筆下的“淮陰城”真是“碼頭淮陰城”的話，試問此時的碼頭城從何來?豈不要變成“海市蜃樓”?!這恐怕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吧!
  (三)唐時碼頭不稱淮陰
  東晉時期，碼頭雖曾一度改置“淮陰”，但不久就廢置了�！扒搴印睆谋彼问贾靡詠�，歷經(jīng)元、明、清三代，都屬“淮安府”統(tǒng)管，直到民國三年(1914)，才復(fù)稱“淮陰縣”而沿至于今。自隋唐至北宋，碼頭既未立“清河”，也不稱“淮陰”，而是先后隸屬于漣水和宿遷境下，一直與山陽連界。這一疆域沿革，也是被諸多史志所記載的。據(jù)蕭令�！肚搴涌h疆域沿革表自序》云：“清河始見于宋史，宋以前為何地史無明文�！庇衷疲骸白蕴浦了�，此地未立清河，亦無桃源(即今泗陽)，只為宿遷縣境下，與山陽縣連界。”(見《淮安藝文志》)唐代史學(xué)家杜佑也在其《通典?州郡》中證實：“馬頭郡，漣水縣詳此，是時為漣水界，隸泗州。”據(jù)《舊唐書》載：“泗州，中，隋下邳郡。(唐)武德四年(621)置泗州，領(lǐng)宿預(yù)(宿遷)、徐城、淮陽(此淮陽縣地處宿預(yù)淮水之陽，非河南陳州淮陽郡——筆者)三縣。貞觀元年(627)省淮陽縣入宿預(yù)，以廢邳州之下邳、廢漣州之漣水來屬�！蔽覀冊倏甲C一下“漣水”和“宿遷”的條目，對唐時“馬頭”的隸屬關(guān)系就更加清楚了。“漣水，隋縣。武德四年置漣州，乃分置金城縣。貞觀元年廢漣州，省金城縣，以縣屬泗州”；“宿遷，晉宿預(yù)縣，元魏于縣置徐州。州移彭城縣，隸泗州。(唐)天寶元年(742)以犯代宗(李豫)諱，改‘預(yù)’為‘遷’，仍隸徐州”(以上均見卷五《志第十八•地理一》)。這就可以看出：唐時碼頭，無論隸屬漣水，還是從屬宿遷，都無“淮陰”之稱。
  那么，唐代的“淮陰郡”，或者分置的�；搓幙h”，究竟是何處呢?《舊唐書》也有記載：“楚州，中，隋江都之山陽縣。武德四年(為)臧君相(占據(jù))歸附，立為東楚州(時盱眙為西楚州)，領(lǐng)山陽、安宜(寶應(yīng))、鹽城三縣。八年(625)廢西楚州，以盱眙來屬，乃去‘東’字。天寶元年改為淮陰郡。乾元元年(758)復(fù)為楚州，領(lǐng)山陽、鹽城、盱眙、寶應(yīng)、淮陰五縣�！�(見卷五《志第二十•地理三》)這就證實：唐時所稱謂的“淮陰郡”或者“楚州淮陰”，都是指的“山陽”，而不是“馬頭”。那么，與“山陽縣”同時并置的“淮陰縣”是否就是“馬頭地”呢?新舊《唐書》對此亦有明確記載：“淮陰，武德七年(624)省，乾封二年(667)分山陽縣置于隋舊廢縣�！彼�謂“隋舊廢縣”，乃為隋時被廢置的“淮陰縣”，當(dāng)然不是“泗州馬頭”。請看《隋書》：“江都郡，統(tǒng)縣十六(除山陽外均略)：山陽縣(舊制山陽郡)。(隋)開皇初(581)廢山陽郡改為淮陰郡。十二年(592)并置楚州，改淮陰郡為淮陰縣。大業(yè)初(605)(楚)州廢，(淮陰)縣(復(fù))并入(山陽)焉�！�(見卷三《志第二十六•地理下》)這就是說，這個與山陽縣并置的“淮陰縣”，是在唐初立東楚州時，還是由山陽分割而置的，它與隸屬泗州的“馬頭”毫無瓜葛。具體說來，山陽東南與鹽城、南與寶應(yīng)、西南與盱眙接界之境統(tǒng)稱“淮陰”，縣治所均置于山陽縣城。所以，唐時的淮陰，就是今天的淮安，與今淮陰縣碼頭鎮(zhèn)是“風(fēng)馬牛不相及”的。
  (四)北宋以來的清河碼頭
  從北宋設(shè)置清河縣起，歷經(jīng)元、明、清三代，碼頭鎮(zhèn)一直歸屬清河治下，也從不稱“淮陰”�！痘窗哺�志》和《清河縣志》均有同樣記載：“清河縣城池，舊在大清口(地處碼頭鎮(zhèn)北十余里的大清河北岸)，南宋成淳九年(1273)為淮安置制使李庭芝所筑。元泰定中，河決城圯，縣令耶律不花請遷河南岸甘羅城，地辟水惡，居民鮮少。天歷元年(1328)達(dá)魯花赤啥麻再遷小清口之西北(即今淮陰縣之舊縣村)而無城�！泵髂┣宄醯臍v史地理學(xué)家顧祖禹在《談史方輿紀(jì)要》中，也以其所見述稱：“時清河縣無城�！敝劣诟柿_城之說，明一統(tǒng)志無載，顧炎武在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則稱“傳為甘羅葬處，事無可考”，只不過是“故老相傳”而已。我們從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碼頭鎮(zhèn)故城，最早建于東晉永和年間；大清口故城，始建于南宋末年，小清口則從無城池；而最晚的清江浦縣城(在今運河南岸)，又建于晚清同治四年(1865)。因此，把歷史上的古淮陰說成就是今淮陰縣，顯然是有悖史實的。
  那么，宋代以來的清河縣(包括碼頭鎮(zhèn))與素有“淮陰”之稱的山陽縣(即淮安)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明史?陳瑄傳》和《明史紀(jì)事本末》對此均有詳實記載：“永樂十三年(1415)三月，罷海運糧。陳瑄董漕運，時江南漕舟坻淮安(因當(dāng)時運河與淮河的水位落差較大，難以逆流而上)，須率陸運過壩，逾淮(河)達(dá)清河，勞費甚鉅(巨)�，u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即今河下湖嘴以南之西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導(dǎo)湖水入淮，筑四閘，曰移風(fēng)(即板閘)、清江(即大闡口)、福興、新莊(即天妃閘)，以時宣泄。又緣湖十里筑堤引舟，由是漕舟直達(dá)于河，省費不訾�！睆拇耍�碼頭鎮(zhèn)這才成為“南舟北馬”轉(zhuǎn)運之地，商旅聚集，市場繁榮。而淮安從秦漢以來一直是府、郡、縣所在地，元設(shè)淮安路總管府，明清設(shè)淮安府，統(tǒng)領(lǐng)海、邳二州及山陽、鹽城、清河、安東、桃源、沭陽、贛榆、宿遷、睢寧九縣，到清雍正年間，淮安府才改統(tǒng)山陽、清河、桃源、安東、鹽城、阜寧六縣。歷經(jīng)元、明、清六百多年時間，淮安與清河這種統(tǒng)屬關(guān)系一直沒有改變。因此，“兩城在城市形態(tài)、布局及城市內(nèi)部的房屋質(zhì)量都相殊異”(引自阮代三《三城并聯(lián)的淮安府》)。上溯歷史建置，我們可以看出：從宋代以來的碼頭鎮(zhèn)，也只有“清河”之稱，并無“淮陰”之謂。如果就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而言，清河和淮安更是不可比擬的。
  (五)古稱淮陰即今淮安
  淮安，這座古老的歷史文化名城，從秦漢始稱淮陰以來，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無論廢置淮陰還是復(fù)稱淮陰，“淮陰”這個歷史舊稱，在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淮安的代名詞了。這一被歷代文物典籍所證實了的建置上的變異，并不是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詠淮紀(jì)略》早對淮安城內(nèi)的“淮陰市碑”題句釋云：“淮陰縣已非，誰識淮陰市?萬歷一碑題，建置傳伊始�！奔尉富窗仓�府陳文燭，曾于萬歷元年(1573)在為《龍興寺碑》所撰碑文中寫道：“晉永嘉二年(308)，庾希鎮(zhèn)淮陰，于清風(fēng)門內(nèi)里人夏氏寬所施墩地四百余畝，筑壇建剎(在今淮安新西門內(nèi)文通塔東側(c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高宗南巡，在御題《過淮安城》詩中，也寫有“漢淮陰是晉山陽”的詩句。我們從這些文獻(xiàn)碑刻中足可看出：古稱淮陰，即今淮安。
  此外，歷代出生于淮安的文人疆士，習(xí)慣沿用舊稱“淮陰”來表示自己故里籍貫的，更不乏其人。如晚唐詩人趙嘏，生于淮安城北紙坊巷。他自稱是淮陰人，而且在《憶山陽》一詩中更稱“家在枚皋舊宅邊”(枚皋舊宅在今河下古枚里)。明代《西游記》作者吳承恩，生于淮安河下打銅巷。他在為浙江長興縣城撰寫的《夢鼎堂記》、《圣井銘并敘》和《長興縣令題名記》等碑文中，都落款自署“淮陰吳承恩”(碑文尚在)。即使到了清代，這種襲用舊稱的情況仍屢見不鮮。如出生于淮安城內(nèi)羔皮巷的山陽才女、《筆生花》作者邱心如，還有著名的溫病學(xué)家吳鞠通，都生于淮安而自稱淮陰人。歷史上的淮安文人，所以喜愛襲用“淮陰”舊稱，一是取其名稱古老，二是求其文字典雅。這些都是由淮安特定的歷史淵源和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因此，把歷史上所稱謂的“淮陰”說成就是今天的淮陰縣（區(qū)），完全是一種誤解。
  今天，也還有人習(xí)慣于把當(dāng)今周恩來、邵震中和孫鳳武等人說成是“淮陰人”。不過，這樣稱謂只是“取其市稱，略其縣名”罷了。假如千百年后人們再對他們的出生籍貫引起爭議的話，總不會否定他們生于淮安這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