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愛國人士周作民（1884－1955），原名維新，淮安人。中國“北四行”總經(jīng)理，金融財團巨擘。二十年代創(chuàng)辦金城銀行并任董事長、總經(jīng)理多年。周作民熱心社會福利事業(yè)、文化事業(yè)，與藝術大師梅蘭芳有過密切交往，也曾資助過梅蘭芳出訪北美和蘇聯(lián)、西歐，為民族傳統(tǒng)藝術京劇走出國門，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最近，周氏后裔提供了兩封梅蘭芳給周作民的親筆信。全文如下：
作民先生左右：違教□□(疑為“良久”二字――作者)，伏想
起居嘉勝為頌為仰。蘭芳春間得蘇俄文化協(xié)會電邀表演，當時以茲事體大，赴歐雖有此志愿，而頭緒繁雜，布置綦艱，不敢遽承。嗣因蘇方屢有電來，而俄大使亦有正式表示，爰決定赴俄一行，兼踐游歐之愿。月來已陸續(xù)籌備，或可告成行。蘇方由國家文化協(xié)會正式接待，自海參威至莫斯科，而蘭芳則以籌備萬來不及，請其展緩至我方一切籌畫布置（此處疑有漏誤）。蘭芳谫陋疏愚，初不敢任，嗣以量才、月笙、新之、光甫、公權(quán)諸先生之督促，并為之組織協(xié)會籌集款項，由光甫先生之中國旅行社擔任蘇俄以及歐洲之沿途招待會計。蘭芳兼任劇務，現(xiàn)在重新組織劇團，大部分均以游美同人為基礎。關于歐洲部分，除法國略有接洽外，其余計劃步驟尚未大定，緣此蘭芳日昨躬赴青島，得晤及駿人、少川、任先諸公使，深荷開誠指示，介紹一切。日來回滬即當次第進行。唯此次出國就“南中”所討論者，僉認為所關于對外邦交以及宣傳文化者均甚巨大，各方面對于籌辦以及紹介主張咸極重視。以蘭芳之拙訥，深懼無以副此使命。前歲游美深荷
先生大力種□（種）協(xié)助，得以成行，感企之殷，匪言可喻。此次出國極愿再得
賜以教言，從各方 予以提倡指導，不勝盼企。平方（指北平方面）友好關注蘭芳此行者至多，籌備匆促，不及縷陳。若有就詢我
公者亦可酌告一二。
諸荷
愛注，臨穎神馳。專上祇頌
大安
梅蘭芳 謹啟（蓋章）
九月十二日
作民先生賜鑒：
久違教益，至深馳仰，邇維凡百迪吉，式符臆頌。
蘭芳自到俄以來，在莫斯科表演六日，列寧格勒表演八日，備承觀眾謬加稱譽，莫名愧悚。茲因俄方一再挽留，故于昨日回莫斯科后，定今夕在國家大劇院再續(xù)演一次，所有戲券數(shù)日前即已售罄。過加歡迎反使人益滋汗慚耳。事畢之后，擬在此稍作勾留，然后再往歐洲游歷，回國之期恐在金風送爽之時矣。素蒙關切，知荷錦注，敬陳一二，即祈釋念是幸。專此，即請
大安不備
梅蘭芳 謹上 四月十三日
前信寫于1935年，由上海寄往北平（北京）；后信寫于1936年，由莫斯科發(fā)往上海。當時正是民族危亡的嚴重時刻，日本帝國主義在強占我國東北以后，又把魔爪伸向華北和綏遠。遏止法西斯日本的侵略行徑，爭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對中國人民正義斗爭的支持，在當時情況下是極為重要的。所以梅蘭芳先生出訪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化交流、藝術活動的范疇。信中提到史量才、杜月笙、錢新之、陳光甫都是當時上海的頭面人物，中國金融界實力雄厚的巨頭。他們特為梅先生此行“組織協(xié)會籌集款項”，陳光甫的“中國旅行社”表示愿意承擔劇團在蘇聯(lián)及西歐的沿途招待費用。所有這些，對梅先生之行起了鼓動和促進作用。另三位外交家顏惠慶（即駿人）、顧維鈞（即少川）、陳任先（即陳箓）對梅先生此行也熱心關注，向梅介紹了蘇聯(lián)與西歐各國的現(xiàn)狀與風俗，可見當時朝野和社會各界的重視。
周作民先生不但是金融巨頭，而且是京劇票友，對梅蘭芳的藝術的支持是一貫的、熱情的；梅蘭芳對周作民支持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梅先生以工整俊秀的行書向周作民詳細介紹了行前的一切準備工作，可知周、梅之間的情誼非同一般。
后一封信是梅先生在莫斯科不顧演出、旅行勞累，給周作民寫的。
梅先生出訪蘇聯(lián)、西歐，在當時是一件轟動國內(nèi)外的大事。著名記者戈寶權(quán)曾作過及時生動的報導。出訪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達到預期的目的，也讓京劇藝術第一次展現(xiàn)在蘇俄、歐洲人的面前，更使梅派藝術成為世界兩大表演藝術體系之一。今天我們能看到藝術家用極為簡潔生動的語言概括出來的信件，不能不說是文史工作的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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